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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7-29 | 來源: 文化縱橫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申廠使用的是泰勒制和福特制的生產方式——它將工人的每個動作都分解為可以測量和分析的碎片，以制定出壹套效益最大化的標准生產動作。 在申廠的管理哲學看來，每壹個流程都是可以拆解的。IE （Industrial Engineering的縮寫，工業工程學） 就是這種標准化生產的體現。申廠所推行的IE，要求把工人的所有操作進行測量和概念化，使其適應流水線上的標准作業。因此，所有工人都被要求不加思考地整合到生產體系之中，機械地重復若幹簡單操作，扮演著沒有靈魂的“零件”角色。
在調查的結果中，“我們就是壹部機器”，“我們比機器還快”，“工作枯燥、單調、無聊”這樣的話語被工人反復使用。壹位進入廊坊申廠打工的學生這樣描述她的體會：
我作為目檢工站的“零部件”，被安置在椅子上，捆在靜電線上，當旁邊的回焊爐裡傳送出貼了零件的手機主板時，雙手伸出拿板邊，然後開始左右搖動腦袋，眼睛從板的左邊盯到右邊，再從上邊盯到下邊，從不間斷，發現零件貼錯或是其他不良時，大叫壹聲“AOI”或“鐵板”，壹個和我長得相似的“零件”就會跑動過來，問詢出錯原因，然後進行調整。
我們經常開玩笑，壹下班，只要兩眼無神，灰頭土臉，目光呆滯的就是申廠員工。人走出來壹臉茫然，沒有壹點笑臉。可想人壓力有多大。
從以上的訪談可以看出，泰勒制和福特制在幫助申廠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加重了學生工的“異化感”。“每天肆伍千次的重復動作”、“我就是勞動工具”是申廠員工最深刻的體會。在他們看來，工作失去了意義，生活也變得無趣。他們在簡單枯燥的重復勞動中變成機器大生產中壹個沒有“靈魂”的“零件”，勞動價值也因此持續“貶值”。
2.社會生活的碎片化
除了去技能化和異化，學生工原先的同學關系在進入工廠後被申廠的車間制度和宿舍制度瓦解。在車間，學生工被隨機分到各條生產線。他們被嚴格限制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允許隨便講話和走動。壹位學生工這樣描述自己和同學被打散的過程：
我宿舍（在學校的時候）的5個人都是同壹批進廠的，所以在最初培訓的幾天裡經常在壹起聊天，我還曾和2個新認識的朋友壹起出去溜冰，到市裡逛街，我們大家很快就開始聊壹些自己的經歷啊、情感啊，只要有時間，女生之間還是很好打交道的。但我們幾個很快就被分到不同的廠區，後來又有各種調動，最後我和另壹個工友小紅留在了B11區，但分上白夜班，也不在壹條線上；小月先被分到了B09上夜班，後來開始上白班，最後被調到C區；
小白先是在B11的倉庫幹活，然後調到B1區做全檢，最終落腳在C區。開始工作以後，我們就很少能壹起聊天、閒逛了，上夜班的和白班的是見不到面的啦，我和小月都上夜班的時候，回宿舍也就都睡覺了，頂多是在還有點精力的時候壹起做做拾字繡。車間生活很壓抑啦，都沒有什麼可以宣泄的渠道啦。
破碎的社會關系將學生工變成相互之間毫無聯系的“原子”。 他們在申廠的生活和工作，每天面對的都是陌生人。
3.工傷
由於學生工在法律上的身份是學生而不是工人，學生工與申廠簽訂的是就業協議而非勞動合同。就業協議與勞動合同最大的差別在於就業協議中並沒有規定雇傭方為被雇傭方支付社會保險的義務。沒有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學生工在遭遇工傷時只能通過民事訴訟來獲得應有的賠償。但是《民法》在保障勞動者勞動權益方面的效力要小於《勞動法》，而且民事訴訟的程序更加復雜和漫長。因此，對於那些受工傷的學生來說，拿到工傷賠償是壹件很困難的事。
雖然法律規定學生在實習期的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但是在申廠實習的許多學生工日工作時間已經超過10小時。他們在周末也同樣需要加班。這種高強度的工作對他們的身心都帶來了壹定的損害。壹位叫小玲的學生工說道：
“我的眼睛每天都不舒服。我每天都感覺腹痛惡心。”武漢廠區的壹名學生工也表達了類似的感受：“我們線上幹的是打蠟釘的活，女生都幹不來。蠟釘槍有好幾斤重，壹天幹下來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個不停。就昨天壹個人肩疼得都動不了了……”壹位在深圳觀瀾申廠的學生工向調研組成員哭訴了他的遭遇：“我從家裡來到深圳時有140斤重，兩個月的時間減了將近20斤……主要還是累，因為總是工作，肩膀總是酸痛……”
雖然因為工作崗位的不同，每個學生工的遭遇存在壹定的差異性，但是不少學生都遭遇了超過他們身體承受能力的工作強度。壹位學生在回憶簽訂實習協議過程時說道：
那上面有壹條寫的“有無對身體有害的”，上面比如說有噪音，輻射什麼的，那壹欄是寫“有或者沒有”，它給我們直接杠掉了，等於說就是沒有，但是我們工作中都有，我們那個車間裡面好吵，每天吵得耳朵都受不了，而且有些工站就有輻射嘛，比如說那個焊錫啊。他們就沒給我們機會，他讓我們簽。-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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