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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11-04 | 來源: 外灘教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我觀察到的壹個最簡單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學生對待研究生課業的態度。
從發達國家出來的學生，在進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過幾年的工作經驗，因此在挑選課程和參與討論、完成作業的時候，體現出來的更多是對知識、經驗的好奇，以及如何利用在研究生院進修的時間細化自己的專業方向，修正甚至顛覆自己職業的興趣點。
但我在和中國留學生的交談過程中，發現許多人因為沒有經歷過職場的摔打，還在把研究生當作大學的延續、甚至高中的延續來對待：為了保證作業高分，不惜對答案；而對教授同壹門課程不同導師的選擇，則要參照上壹屆學生的得分情況。
在學業之外，大把的時間花在圖書館以確保考試可以得到高分——經過高考的我們都應該知道，那些曾經很熟悉的幾何公式、化學方程式、生物細胞結構圖，要花多少時間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
當然，我的樣本有限，觀察到的行為差異也並非以種族和文化背景為清晰的分割線。但這種總體性的狀況仍讓人感到憂慮：大陸教育系統訓練出來的尖子生，大多謹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標性又強，生活節奏非常緊張，容易錯過設定路徑之外的選擇和風景。
次文化中目的驅動和嚴肅性的雙面性
生活寬度比較狹窄的人，容易變得自卑或者自負——這是我觀察到的另壹個關於中國次文化的群體性特征。壹個很好的觀察場所便是公開演講。
演講這個東西，高度根植於演講者的文化背景，而借由外向性的語言表達出來。在我常去的壹些和中美經濟、政治相關的活動上，主辦方經常同時從雙方邀請嘉賓，同場競說，而中國式演講和西方式演講很是不同。舉例來說，在美國演講，以壹個笑話開場緩和氣氛、拉近演講者和觀眾的距離，是非常普遍的。最簡單的，演講者為了自貶壹下活躍氣氛，可以在台上站穩了的時候就說：“在你們和我之間有壹個共同點：那就是誰也不知道我接下來會說什麼。”觀眾往往哄堂大笑，演講者順勢進入主題。
復雜壹點的，演講者可以“量身定做”壹個開場笑話，譬如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典禮上開的那個玩笑：
當Nohria教務長邀請我來做今天這個演講的時候，我就想，來給壹幫比我年輕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講？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Facebook)做這件事。我喜歡被年輕人包圍著，除了他們問我‘你上大學沒有互聯網是什麼情況？’的時候；或者更糟，他們說‘Sheryl，你能過來壹下嗎，我們想看看老年人是怎麼想這款設計’的時候。
Sandberg今年44歲，而Facebook雇員的平均年齡是30歲出頭，這個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
我很難想象——也只在很少的場合遇到過——中國的演講者會在開場時講這樣的笑話。
他們往往喜歡直切主題——就像留學生在學校裡直沖考試那樣——略過輕松隨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潑有趣壹面的環節。這樣嚴肅的群體性格，在有意無意地塑造中國人在國際上的群體形象（看看好萊塢大片裡中國人的形象就知道），並且反過來束縛華人跳出自己參與設定的這個刻板印象。所以當喜劇演員黃西的聲名傳回國內時，大家才覺得那麼新鮮。嘿，中國人也能在美國講笑話，老外們還那麼樂！
在我看來，中國次文化中的目的驅動和嚴肅性不失為壹種寶貴的品質，但也是束縛許多人拓展職業和生活的可能性、擁抱其他樂趣的終極障礙。
今年3月份，我到北卡羅萊納大學和杜克大學聯合組織的中國論壇做了壹個演講。由於是主旨演講者中年齡最小的，我引用同為演講嘉賓的“中國通”沈大偉教授在其新書《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的壹段描述開了壹個自貶的玩笑。
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教授。
沈大偉教授在書中寫道：中國在國際事物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經濟實力不匹配。如果把經濟實力比作壹個拳擊手的重量級，中國現在是在比它級別低的重量組裡(punch below its weight)。
輪到我上台演講時，沈大偉教授、壹位美國資深的安全事務顧問和另壹位多年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教授已經演講完畢。
我的開場白是：“顯然，我今天被分到了壹個超過我重量級別的組裡(punch above my weight)。我為今天的演講准備了很多，但其實你們知道，隨便壹個北京的出租車師傅都比我知道的多。”
場下笑聲壹片。演講結束後，壹位美國的觀眾在推特上@我。他說，“她其實是在壹個正合適的重量組裡(punch at her weight)。”-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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