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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11-25 | 来源: 上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由于教育水准的提升、结婚成本的上涨、就业难度升高、职场竞争加大、婚姻观念变化等等因素,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上升至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相较于10年前,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另据中共共青团2021年10月针对未婚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三成表示未来不会恋爱也不会结婚(不婚不恋),其中女性比例高达70%。
除了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婚不恋”现象之外,还有“二不”,也就是“不孕”、“不生”,即使在婚姻关係中也不愿意怀孕,即使怀孕也不愿意生育。据统计,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进行的人工流产数据。
面对人口锐减的危机,中国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从“双独两孩”(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放宽至“单独两孩”。2021 年5 月31 日,中共再推出所谓“三孩政策”,也就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但“三孩”显然抵不住青年世代的“三不”。实际上,中国实施了35 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已经产生双重的约束作用,一是长期以来对生育行为的排斥与限制,“超生”成为一种政治罪恶;二是“一个恰恰好”的低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形成普遍的生育态度和观念定势。另一方面,“三孩”政策的推出为时已晚,中国生育率反弹的时机已经丧失,“超低生育率陷阱”已无法挽回,其内捲化、固态化和刚性化的特徵已成常态化。
依据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的“有效需求理论”,人口减少将导致有效需求下降,储蓄和资本积累短少,进而导致产业萎缩和失业率提高,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经济低迷,是为显例。在“超低生育率”的重压之下,中国未来至少将面临三大后果性危机:经济增长加速下滑、消费萎缩和总体资产的贬值。
第三链:“大国空巢”的来临
依据国际统一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表示该国已进入人口老化阶段。截至2019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2.57%,远超过老龄化标准的7%;又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到了2050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31亿。
中国将告别“人口大国”的地位;在巨大而无可避免的人口危机之下,中国将由“崛起”走向“萎缩”。(美联社)
依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10月发表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十四五”时期老人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人;《民政部》也指出,所谓“空巢长者”,也就是没有与子女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的老人,已经超过老年人口的一半,在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长者”比例甚至超过70%。换言之,中国已存在大量长者面临居家养老的不便或困难,甚至隐藏极高的安全风险与生命威胁。
第四链:人口红利的下降
由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流失,也就是人口老化结构所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机之一。“人口红利”并非由人口总量所提供,而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所决定的,它是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民储蓄的扩大、人力资本成本效益的提高等等正向要素所实现的。随著人口老化,老年负担比重将大幅度提高,其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的负担加大。依目前的估算,中国在2030年以前,劳动力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已出现下滑和萎缩。
随著老年人退出生产行列,中国劳动人口的高峰已在2017年达到7.58亿人并开始反转下降,这意味“人口红利期”已在2020年提前结束,到2050年,中国15-64岁的从业人员仅剩6.4亿人左右,年均递减率超过0.5%。在宏观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提高之下,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劳动力的必要支持。换言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必将告终;在劳动供给减少、以老年负担为主的劳动负担加重的双重因素之下,中国的经济必将遭遇严重停滞和下滑的危机。-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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