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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2-08 | 来源: 经济大家说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90后 | 字体: 小 中 大
同时,在人口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人口老龄化它不仅仅只是老年人和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的一个变化,它是全龄人口的一个变化。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是持续性地在减少。也就是说,从2020年的8.9亿人,到2035年会减少到8.2亿人,到2050年会减少到6.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3%以上降到了50%。这样数量和比例的下降,会导致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强。
但是,6.5亿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届时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来说,依然比发达国家要多。
再往下去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性减少,而老年人口在持续性增加,相对来说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基本稳定。这样一个变化,它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社会抚养的主体由养小转向了养老,而且养老的压力在持续性地增加。
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分别是2.53亿和2.64亿。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如果按照抚养比来说的话,老年抚养比是29.5(对应100个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同),少儿抚养比只有28.3。这样一种现象,结束了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以“养小”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向了以“养老”为主的社会形态。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这样一个相反的动态过程,造成老年的抚养比会持续性地增加。到2035年左右,老年抚养比会超过50,总抚养比会超过70;到本世纪中叶,老年抚养比会超过80,总抚养比会超过100;到本世纪70年代,老年抚养比就会超过100,总抚养比会超过120。显然,老年人将会成为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家庭赡养的主要对象。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把一个老年人养老送终的社会支出,和把一个小孩养到结婚之前的社会支出相比,养老的社会支出是养小的社会支出的2-4倍。但是这个问题给中国人的话,大概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说养小花得比养老多。那么,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因为大家感觉到的是家庭支出。
因为从养小来说的话,国家现在除了九年义务教育、减少部分个人所得税以及很少的一些国家补贴以外,孩子成长“养”、“育”这两件事的支出,基本上都是靠家庭支出。所以这是我们感觉到养小花得多。但是从社会支出来说,一定是养老比养小花得多。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无论是医疗保险的需要,还是养老服务的需求,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直线的上升。
42年之间,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3364万人
3、除年龄结构外,我国人口在性别结构上存在哪些特征,带来了哪些问题?
原新:性别结构。我们国家又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我们有持续4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这样一个历史,从1980年到2021年。40多年了,在这个早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现在已经进入了适婚年龄段。由最早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变成了适婚年龄段的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偏高,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3-107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07.8左右,高于正常值的上限值。随后出生性别比一路飙升,到了2004年左右,达到了最高值121以上。在国家综合治理的背景下,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了2020年的人口普查降到了111.3,2021年的人口统计进一步降到了108.3,越来越接近于正常值。
如果我们按照每一年的出生性别比和每一年的出生人口计算,1980年到2021年我国一共出生了7.9亿人。这7.9亿人的平均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出生性别比105的平均值为基础来推算的话,42年之间,我们国家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3364万。换一句话说,中国至少有三千万的男性如果想结婚的话,绝对缺失与之匹配的另外三千万的女性。有些人说我们可以采取“进口”新娘或者“出口”新郎的办法,可以适当地吸引一些女性移民,可以迁出一些男性移民。但是我想三千多万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靠移民来解决的话,只能解决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群在青少年时代,它不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比方说小学、中学乃至于高中,男生多一点,女生多一点都不是问题。但是到了婚姻阶段,组成家庭的这个时间段,男女性性别的失衡,的的确确会增加婚姻的竞争性,增加婚姻的成本。这也是我们国家近些年婚姻成本持续高升,彩礼等等这些不断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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