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3-05-05 | 來源: 炎黃春秋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文史大家宋雲彬在日記《紅塵冷眼》中，寫下了建國後的多次政治運動，他以親歷者的身份作了真切、生動、具體的記載。這記載，還原了歷史真相，也還原了那荒唐歲月。這些“運動”無壹不“擴大化”，給人們帶來了無妄之災，也有飽含辛酸的“笑談”。宋雲彬日記是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史的補充與旁證的。
壹
1952年初，中央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叁反、伍反運動。2月23日，浙江省主政者告知時任浙江省政府委員的宋雲彬，浙江大學有“‘大老虎’，蘇步青、蔡邦華等交代問題，群眾表示不滿”，同日，從谷超豪處得知，在浙大，受到沖擊的，還有“民盟同志談家楨、邵均、路嘉冰、李壽恒等”。3月23日，得知“蘇（步青）交代問題不真實，伍次均未得通過”。沒有問題而要“交代”，這又何從“交代”起？無法交代而作的“交代”，則被認為“不真實”了。在宋雲彬，他是了解情況的，可舉壹例。1952年3月10日，在文教、衛生、新聞、出版系統之打虎大會上，“有孫世立者，當場坦白貪污黃金肆千伍百兩，其兄孫世輪已早受逮捕，貪污黃金伍千兩之多，其他銀元谷米等尚不在內。醫生王季平當場坦白，貪污黃金及其他物資，數量超過孫世立”。這交代的都是巨款，而這些單位壹年的經費又有多少，遑論作為醫生的，能經手多少錢？又何來這麼多黃金？主政者以為“打虎運動”有了大收獲，清醒者如宋雲彬則在次日赴文管會“談昨晚打虎情況，聞者大噱”。只是簡約地如實寫於日記中，但“聞者大噱”壹語就很可以反映出這如同鬧劇壹樣的逼供是如何在制造冤案，而在當時又是怎樣被作為笑話來看待的。
這次叁反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可以從宋雲彬在1952年5月10日記載中看到：“下午（浙江省）沙文漢副主席邀浙大壹部分教授茗談，對‘叁反’及即將進行之思想改造交換意見”，“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首先發言，反映‘叁反’運動中種種偏向，聲淚俱下。”且言及對具體領導浙大“叁反”的某人當面指斥：“我很鄙視你，你不配領導‘叁反’，更不配領導思想改造！”作為享有盛譽、被稱為“中國愛因斯坦”的壹代物理學家束星北，以如此激烈的言辭壹改以往溫文爾雅的處世態度談“叁反”，也可見這次運動對他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傷害之深了。在這次座談會上，發言的還有程孝剛、蘇步青、陳建功等多人，也都對叁反運動中不講政策、傷人之深的偏差作了尖銳的批評。
贰
1958年刮起了“大躍進”的狂風。在宋雲彬的日記中，可以見到已作為“右派”的他記下的種種荒唐事跡。1958年7月7日，浙江省政協組織人員去麗水參觀，“晚，參加文教專業組，聽取麗水縣文教方面各負責人之報告。報告掃盲工作者謂經過八晝夜苦戰，掃了伍萬文盲，每人認識了壹千伍百字”。對此，宋雲彬的反映是，“驟聆之，殊難相信也”。凡有常識的人也是“殊難相信”的，但卻是在“大躍進”中實實在在發生的怪現象。
在1960年，因“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已漫卷全國，5月10日，晚飯時與家人以及友人閒談時，宋雲彬感慨，“凡事必須實事求是”，他回憶在鄭州參觀所見，“參觀展覽會，講解員指陳列的柒個大雞蛋，謂是壹只雞在壹天內所下，並謂現已躍進到每天壹只雞下拾肆個蛋”。他還談及1958年“有人赴天津參觀農村，謂壹畝試驗田產糧達拾萬斤，皆與事實不符也”。雞下蛋的“大躍進”，是可以編入新版《笑林廣記》的。
1958年席卷全國的，還有大煉鋼鐵。大煉鋼鐵遍及各單位，連宋雲彬所在的中華書局也領受了煉鋼任務。原料從哪裡來？要各人自行設法提供，1958年10月19日，宋雲彬由他的女婿“買到廢鐵拾壹斤，值贰元”。次日，“送廢鐵拾壹斤交中華書局煉鋼部門”。10月23日，“下午將下班時，忽得通知，有緊急會議，必須參加。6時，會議開始，主席報告本單位自贰拾六日起，每天須出鋼贰噸。人民公社全部社員除年老病廢者外，皆編入煉鋼部隊”（按，1958年10月18日，中華書局在“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全國皆辦人民公社的形勢下，已成立“拾月人民公社”。我所就讀的北京政法學院在8月即已改名為“鍾聲人民公社”，但僅是掛了壹塊牌子而已，當年所發的畢業證書，也並未用什麼“鍾聲人民公社”的名字）。“會散後，匆匆回家吃飯。飯後即赴局參加劈木柴”。次日，忽得通知，令宋雲彬所在的後勤第八組“全部組員參加劈柴”，下午，又“繼續劈木柴”。以木柴引火煉鋼，已是笑話，但從這“緊急”通知來看，也是頗當作壹件事的。
叁
1957年7月開始的反右運動，是眾多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壹個重大轉折。先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宋雲彬讀後“為之悚然”，感覺到鳴放“自此收矣”。但是，盡管有此認識，卻在6月10日出席浙江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發言時表示“不甚贊同”這壹社論，認為人民日報針對盧郁文接到之恐嚇信發議論，殊不知寫恐嚇信者決非人民內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視，壹重視適墮其術中也。知識分子的天真，表露無遺。而在浙江日報交宋雲彬審閱這壹發言記錄，6月11日以頭條新聞發表這壹發言，加以小標題曰“宋雲彬不同意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時，還沒有清醒過來：“其意是宣揚邪，抑惡意挑撥邪，不得而知矣。”對反右的決策有非議，他被定為“右派”已是“理所當然”了。宋雲彬的日記留下了壹個“右派分子”個案的記錄。查當時的材料，為“坐實”宋雲彬的右派罪名，羅致的“罪行”有：壹、他認為浙江省領導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有偏差；贰、他認為浙省領導對文物保護工作不夠重視；叁、他主張應有創作自由，反對行政過多幹預；肆、提倡“內行領導外行”，認為領導應該有文化，有專業知識。這些言論，使他蒙難22年。
在宋雲彬被定為“右派”後，還連累到了他人。1958年9月3日，他得知新華書店的王平在反右斗爭中被劃為“右派”的罪名之壹，為“曾數次奉命送書”到宋雲彬寓所，由此，“降為勤雜工，月薪贰拾元”，後，又“被開除出店”。
在精神極度痛苦的情況下，宋雲彬“無夕不飲”。1958年3月1日，“偶成壹絕”：“驅遣牢愁酒壹杯，名山事業敢心灰。拾年悔作杭州住，贏得頭銜右派來。”與同為海寧籍的從延安走來的女作家陳學昭壹樣，以對省委領導不重視文學事業的批評而獲罪，成為“右派”。雖經周恩來命周揚打電話給浙江主政者，說陳學昭的用意是好的，但也未能幸免。而已升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也被打入另冊淪為賤民了。1958年4月8日，宋雲彬得到通知，從九級幹部降為拾肆級，工資為131元（原為232.55元），房租則從9.45元增為16.07元。1958年5月5日，又接機關事務管理局電話，令遷往湧金門外67號。至此，對他作為“右派”的處理才告結束，但所受的屈辱則還在延續。可舉壹例，1958年12月18日，在中華書局，“下午奉陪開會，討論到所謂右派分子可否擔任責任編輯問題，又受壹次侮辱”。宋雲彬沒有寫下討論的結論，這是他刻意回避了，那時教師中的“右派分子”都已被趕下講壇，又遑論在出版物中需署名為責任編輯的“右派”？
肆
1959年3月中旬，“忽接全國政協秘書處電話，雲邀請余當政協委員，通知寄杭州被退回，現已經派專差送去雲雲。未幾果接到通知書，內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贰屆全國委員會第伍拾贰次會議（擴大）協商決定，你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叁屆委員會委員，特此通知。”對這壹記錄，我有兩點不明：壹、政協秘書處何以尚未了解宋雲彬已由浙江調至北京中華書局工作？贰、浙江有關方面何以不把信轉至中華書局交宋雲彬而徑直退回政協？浙江的有關方面當然是知道宋雲彬調往何處的，是他們開的調動介紹信。對第壹點，我的解釋是，宋雲彬雖為“右派”而作為歷史上有貢獻的知名人士，被列為政協委員仍為統戰的需要，卻因壹段時間的中斷聯系，而不知已調動了工作；對第贰點，只能猜測為浙江有關單位仍是心懷不滿了：何以這“右派”仍能蒙受中央高層領導的青睞？
1959年4月25日，宋雲彬見到了政協送來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候選人的提名方案”，“計副主席拾肆名，常務委員壹百肆拾贰名”。作為有心人，他在日記裡寫下了常務委員中的“右派分子章伯鈞、龍雲、黃琪翔”叁人的名字，又寫下了在小組討論時組長沈體蘭的“傳達說明，謂全體委員壹千零柒拾壹人中有右派叁拾八人”。這是“傳達”，可見是政協領導的“說明”。這傳達，說明了“提名章伯鈞等為常務委員之理由”，想必也有說明政協決定叁拾八名右派為政協委員的“理由”，但在“傳達”時從簡了。宋雲彬的日記，保留了壹份歷史資料。
在宋雲彬的日記中還寫有壹些“右派”的神態和活動。1959年4月23日，出席政協會議。“休息時遇章乃器，傲岸態度依然似昔也。”這也說明了，以章乃器來說，對“右派”並未認“罪”，或也無“罪”可認也。
宋雲彬以個人身份加入民盟，羅隆基就是介紹人之壹（另壹人為中共秘密黨員周新民），但來往並不密切。在作為“右派”時、或作為“摘帽右派”的年月中，卻有了來往。於1960年2月政協組織的參觀活動中，3日，在洛陽，宋雲彬去了章伯鈞夫婦的房中“閒談”。“葉篤義、陳銘樞先後來”。在洛陽，因黃藥眠、朱光潛有病，宋雲彬也為他們的診治提供了意見。1960年3月12日，在鄭州參觀，晚，又在“章伯鈞房中閒談”。1961年6月23日，宋雲彬去政協“小吃”，“遇熟人甚多”，“坐了章乃器的車子回來”。1961年6月28日，“5時半，坐羅隆基的汽車去政協”。1961年6月30日，“晚7時，坐千家駒的汽車赴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共建黨肆拾周年的紀念會。1961年9月16日，“5時半，乘羅隆基車赴政協吃夜飯”。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中有專文寫羅隆基，說章伯鈞作為“右派”由行政叁級降為柒級，還有專車，“羅隆基是從肆級降至九級。”“專車便沒有了”。而從宋雲彬的記述來看，羅隆基是仍有專車的。1961年12月17日，章伯鈞至宋寓，“談約1小時”。這些“右派”，也還有壹些“政治活動”。1961年3月29日，在民盟總部，宋雲彬參與聽取了“章伯鈞談尼泊爾國情”，甚為“扼要”。
因了宋雲彬的日記，為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在作為“右派”的壹段時間裡，留下了些許活動身影，但也僅是身影而已；這也彌足珍貴了，畢竟，對他們在這壹階段的情況，留下的記載不多。
伍
1958年的“大躍進”帶來了嚴重後果。1960年12月17日，宋雲彬寫有：“近來學校學生及各機關幹部多患浮腫病”，“面目手足浮腫”，“甚至全身浮腫，有死亡者。”其中的壹代學人盧芷芬，“即患此病死也”。盧芷芬生於1910年，於1960年去世，才50歲。他於1931年考入無錫國專學習，與周振甫同學。於1933年進入開明書店，與先壹年進入“開明”的周振甫壹起作為宋雲彬的助手編輯《辭通》，為《辭通》編索引。建國後到北京，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又在宋雲彬領導下工作。1957年，作為書生的盧芷芬未能免禍，1960年終因缺乏營養而去世。那時可購的食品已極稀少，有所謂“高價食品”的，也不易購得。1961年3月30日，宋雲彬在中華書局“買到壹只老鴨，重約3斤，每斤肆元”。這12元是什麼概念？當時壹個贰級工的工資是28元。大學畢業生剛工作時的工資是43元，壹年後“轉正”的工資為53.4元。
宋雲彬的日記，可作為信史的補充，為壹段時間裡的“運動”留下了可供回味的壹鱗壹爪。-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