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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05-05 | News by: 炎黄春秋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三
1957年7月开始的反右运动，是众多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先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宋云彬读后“为之悚然”，感觉到鸣放“自此收矣”。但是，尽管有此认识，却在6月10日出席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发言时表示“不甚赞同”这一社论，认为人民日报针对卢郁文接到之恐吓信发议论，殊不知写恐吓信者决非人民内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视，一重视适堕其术中也。知识分子的天真，表露无遗。而在浙江日报交宋云彬审阅这一发言记录，6月11日以头条新闻发表这一发言，加以小标题曰“宋云彬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还没有清醒过来：“其意是宣扬邪，抑恶意挑拨邪，不得而知矣。”对反右的决策有非议，他被定为“右派”已是“理所当然”了。宋云彬的日记留下了一个“右派分子”个案的记录。查当时的材料，为“坐实”宋云彬的右派罪名，罗致的“罪行”有：一、他认为浙江省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偏差；二、他认为浙省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不够重视；三、他主张应有创作自由，反对行政过多干预；四、提倡“内行领导外行”，认为领导应该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这些言论，使他蒙难22年。
在宋云彬被定为“右派”后，还连累到了他人。1958年9月3日，他得知新华书店的王平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罪名之一，为“曾数次奉命送书”到宋云彬寓所，由此，“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后，又“被开除出店”。
在精神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宋云彬“无夕不饮”。1958年3月1日，“偶成一绝”：“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与同为海宁籍的从延安走来的女作家陈学昭一样，以对省委领导不重视文学事业的批评而获罪，成为“右派”。虽经周恩来命周扬打电话给浙江主政者，说陈学昭的用意是好的，但也未能幸免。而已升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也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了。1958年4月8日，宋云彬得到通知，从九级干部降为十四级，工资为131元（原为232.55元），房租则从9.45元增为16.07元。1958年5月5日，又接机关事务管理局电话，令迁往涌金门外67号。至此，对他作为“右派”的处理才告结束，但所受的屈辱则还在延续。可举一例，1958年12月18日，在中华书局，“下午奉陪开会，讨论到所谓右派分子可否担任责任编辑问题，又受一次侮辱”。宋云彬没有写下讨论的结论，这是他刻意回避了，那时教师中的“右派分子”都已被赶下讲坛，又遑论在出版物中需署名为责任编辑的“右派”？
四
1959年3月中旬，“忽接全国政协秘书处电话，云邀请余当政协委员，通知寄杭州被退回，现已经派专差送去云云。未几果接到通知书，内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扩大）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对这一记录，我有两点不明：一、政协秘书处何以尚未了解宋云彬已由浙江调至北京中华书局工作？二、浙江有关方面何以不把信转至中华书局交宋云彬而径直退回政协？浙江的有关方面当然是知道宋云彬调往何处的，是他们开的调动介绍信。对第一点，我的解释是，宋云彬虽为“右派”而作为历史上有贡献的知名人士，被列为政协委员仍为统战的需要，却因一段时间的中断联系，而不知已调动了工作；对第二点，只能猜测为浙江有关单位仍是心怀不满了：何以这“右派”仍能蒙受中央高层领导的青睐？
1959年4月25日，宋云彬见到了政协送来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计副主席十四名，常务委员一百四十二名”。作为有心人，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常务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章伯钧、龙云、黄琪翔”三人的名字，又写下了在小组讨论时组长沈体兰的“传达说明，谓全体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中有右派三十八人”。这是“传达”，可见是政协领导的“说明”。这传达，说明了“提名章伯钧等为常务委员之理由”，想必也有说明政协决定三十八名右派为政协委员的“理由”，但在“传达”时从简了。宋云彬的日记，保留了一份历史资料。
在宋云彬的日记中还写有一些“右派”的神态和活动。1959年4月23日，出席政协会议。“休息时遇章乃器，傲岸态度依然似昔也。”这也说明了，以章乃器来说，对“右派”并未认“罪”，或也无“罪”可认也。
宋云彬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罗隆基就是介绍人之一（另一人为中共秘密党员周新民），但来往并不密切。在作为“右派”时、或作为“摘帽右派”的年月中，却有了来往。于1960年2月政协组织的参观活动中，3日，在洛阳，宋云彬去了章伯钧夫妇的房中“闲谈”。“叶笃义、陈铭枢先后来”。在洛阳，因黄药眠、朱光潜有病，宋云彬也为他们的诊治提供了意见。1960年3月12日，在郑州参观，晚，又在“章伯钧房中闲谈”。1961年6月23日，宋云彬去政协“小吃”，“遇熟人甚多”，“坐了章乃器的车子回来”。1961年6月28日，“5时半，坐罗隆基的汽车去政协”。1961年6月30日，“晚7时，坐千家驹的汽车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建党四十周年的纪念会。1961年9月16日，“5时半，乘罗隆基车赴政协吃夜饭”。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专文写罗隆基，说章伯钧作为“右派”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还有专车，“罗隆基是从四级降至九级。”“专车便没有了”。而从宋云彬的记述来看，罗隆基是仍有专车的。1961年12月17日，章伯钧至宋寓，“谈约1小时”。这些“右派”，也还有一些“政治活动”。1961年3月29日，在民盟总部，宋云彬参与听取了“章伯钧谈尼泊尔国情”，甚为“扼要”。-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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