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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5-27 | 来源: 小鸟与好奇心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曾嘉慧是 1992 年生人。在她 27 岁的时候，也就是 2019 年，她开始追踪一位叫 Djawoto的、已经去世 26 年的印尼知识分子在世上的痕迹，当时她计划创作一部 Djawoto 后半生流亡史纪录片，还有一组摄影，通过他人的叙述、遗留材料和历史记载还原 Djawoto 的后半生。
这个计划一直牵引她走到现在。最近她的博士论文开题，研究中国在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的镍矿企业对当地的影响。“从资源边疆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钱是怎么飞到了这样的地方，引发了一场像工业革命的场景。”
这个研究看似和当年那份创作计划没有关联，但其实是她对印尼另一面的探索。在过去的四年乃至现在，印尼流亡者从未离开过她。理解他们的经历、决定以及背后的情感，让曾嘉慧沉浸式地进入印尼这个国家，如果矿业人类学研究是一种更当下的进入，那么和流亡者的交流则会让她进入 1965 年印尼“九三〇屠杀事件”之后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后续涉及的全球各地现场。
曾嘉慧试图触摸的是一种人类状态，只不过它以印尼流亡者的身份被表达出来。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在任何一种政治环境、时空场景里出现，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和社会状态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这也是为何她在聊天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流亡意味着什么，或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曾嘉慧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同时兼具了“他者”的观察思考视角，以及近似于亲历者的共情能力。她并没有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而是在思考一种生活的可能。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流亡”这样的字眼只是在文学或者历史文本里出现的概念，如何在具体的生活里去理解它，即便是最轻微的触碰，也需要相当的勇气。
以下是曾嘉慧的口述，谈话顺序有调整。
我曾经给一个超级富豪做美术馆策划，在北京市中心。我工作的时候有很多谜团，项目迟迟没有开展，一直在等待和想象，直到泡汤。我在 2019 年离开了工作了三年的公司，获得了一点点补贴，然后当时又拿到了单向街水手计划的支持，就特别痴迷地投入到一个电影计划当中，寻找 Djawoto，后来正式的片名是《没音没字歌》(Only the Deaf Can Hear Well），取自历史学家 Rudolf Mrazek 写印尼大文豪 Pramoedya Ananta Toer 的一篇文章，文章特别动人。
我是非常偶然地知道 Djawoto 的，他是 1965 年之前，就是“印尼 9·30 政变”之前是印尼外交官。这个人的前半生很有意思。他做过记者。在印尼，记者变成政治家或活动家是一个常见的 pattern，因为最早在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社会里有反抗意识，想要去唤醒民众的一批人，绝大部分是记者。当时就很想拍一个跟 Djawoto 有关的纪录片，他在 1965 年反共屠杀后十几年流亡在中国，后来去了荷兰，在荷兰去世。
从他开始，我了解到有一批这样的流亡者在 1965 年后流亡中国。2019 年，因为想要拍摄这样一个流亡者群体，我先去了巴黎市中心的印度尼西亚餐厅（Indonesia Restaurants），然后去荷兰，再到印尼，这样的一个很短的旅程，让我整个人被彻底震动了。
这些流亡者离开了中国之后——从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当时法国移民政策非常开放友好，这是为什么一部分人会选法国，即使他们在法国没什么朋友。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入境法国的时候，海关官员给他开了一支香槟，庆祝他来到自由世界。他们来到法国的时候，已经四五十多岁了，完全不符合这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了，能做什么？开餐厅是一个求生选择。同时餐厅特别好的一点是有一个空间作为活动基地。
所以他们除了给巴黎人提供好吃的印尼餐，同时也是要成为一个活动场所，成为一个聚集场所，成为一个联络站。他们当时一直在做流亡者通讯，发给整个欧洲的流亡群体，自己印报纸，自己写一些关于印尼时事的评论，然后还有一些流亡者群体内部的消息。
关于流亡这件事，我在接触之前没有特别认真地思考过，因为当时觉得离自己很远。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经验性的东西来促进思考的人。如果只是读一些东西，或者想象一些东西，（就不太行），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讲述了亲身经验，然后我被感染到了，我会去想很久，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也有关系。
不光是这些流亡者经历了什么，也不光是他们意识形态部分，而是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是怎么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我发现我必须要对印尼的背景、族群、宗教、地方、历史有更多了解。2019 年之后，我觉得自己要不断重访这个地方，不然的话你也搞不懂他们这些人跟我说的那些话背后是什么意思，看起来是明白，但其实没有明白。-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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