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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5-27 | 来源: 小鸟与好奇心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我 2019 年就开始学印尼语了,虽然很多人都说印尼语是东南亚最好学的语言,但对于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一直到现在才将将过关,四年过去了。我觉得要找一个机会更深入地学习这个地方,所以才申请了后来的博士项目。其实从 2019 年开始,我对他们的故事和流亡这个状态非常感兴趣,这个题目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我。
比如说我这次在雅加达见到一个流亡群体里的老先生 Martin Aleida——我们现在以朋友的关系在互动,而不是说我需要听你的故事采访,关系轻松了很多——他谈到对荷兰印尼流亡群体的一些批评。后来从他的批评当中,我就想到一件事儿,“9·30 大屠杀” 2015 年在荷兰海牙有一次国际法庭公审,当时需要很多的目击证人。很多已经获得了荷兰国籍的印尼流亡者,明明相对安全,他们都是躲在帘幕后出席,反而是这位朋友,一位 80 岁左右的作家,以真名、没戴口罩,直面镜头出席了那场审判,结束后他还要回到雅加达继续生活。
他的批评就是,久居荷兰的流亡者已经无法理解现在的变化了,他们永远活在两种时间当中,一种是新土地的时间,另外一个是故土时间,对他们来说,即使每天阅读新闻,也不见得真的能理解和感受到故土的变化。印尼在 1998 年民主化改革后,社会上确实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则仍然活在 1965 年的恐惧当中。
虽然 1998 年之后社会空间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真正去促使社会、公众承认这件事情,承认它旷日持久的恐怖,承认上百万家庭的创伤,还有怎么去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和官方的正确记忆对抗,是 1965 年之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一场浩大的文化运动。因为要拍摄流亡者,我幸运地和 1965 作为文化群体建立了联系,其中有记者、作家、艺术家。他们在讲述,在记录,在利用一切公共的机会,去改写这段官方历史。
因为好几代人的持续工作,这场文化运动获得了相当的成效。最近印尼政府公开承认了 1965 年的这场暴行,当然另一方面也没有那么乐观,当时的一些知名刽子手,人们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名字,现在这些人仍然安然无恙,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承认之前的这场屠杀,已经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当中,我和 1965 群体产生的友谊,也让我觉得有责任去更深地理解这个故事,而不只是把他们的故事当做作品的一部分。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开放接纳了我,没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为什么要把我最深处的故事讲给陌生人听。他们知道必须要在死之前把它讲出来,不然这些事情就会被遗忘。
有一次去拜访一个老人,他在自己家建了个图书馆,他家很小,政府公租房,收满了各种各样跟 1965 相关的图书文件,什么语言的都有。他也是一个独居老人。社群一定要让我去见他,让我去读那些书。我当时就懵了,我怎么看得懂,他们把很多材料给我,我只能拍照,期待有一天可以读,他们为了帮助我完成采访,甚至找了一家人来陪我翻译。现在看当时视频的截图,我整个人是懵的,我其实是被他们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现场。
前阵子看到消息,这个老先生刚刚去世了,采访我现在还没有去重听,因为在另外一个硬盘里,没有带过来。但现在我能够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了。
我还去过荷兰的一个小城 Zeist,在阿姆斯特丹边上,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我去拜访一位女士,她叫 Tatiana,是 1965 年印尼共某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女儿,父亲被杀之后,她先在中国流亡一段时间,觉得中国实在是很难受,因为当时搞文革,一天到晚就是政治教育,她也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去了,就想要离开中国。
那想要去哪里?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要去欧洲,法国、荷兰……就是去西方世界,然后她偏不,她觉得当时已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中国了,就说要去一个真正革命的地方,然后跟爱人一起去了古巴,在哈瓦那大学教书。
在哈瓦那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其实她跟印尼的家庭还有联系。因为印尼所有的政治犯家庭,身份证上面都会写“前政治犯”(ex tapol),这样的身份证就很难获得任何正式工作,经济非常困难。她的家庭希望她能够给予一些经济支持,她肯定要负责任,因为家庭是对印尼人很重要的,哪怕最叛逆的孩子也会尽到对家庭的经济责任。
她当时在哈瓦那大学教书。为了赚钱,她搞到了签证,暑假去巴黎打工。因为很短,可能是旅游签证过去打黑工。她去做女佣。
去到一个人家,发现那人家里有很多清洁设备,她根本就不会用,因为没见过。那人是个画家,画巴黎街头观光明信片的。她战战兢兢打扫完之后,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类似于称赞一下他的作品。画家很惊讶,一个女佣还能有这样的评论,就把她请到工作室,请她看那些作品。他们就聊起来。-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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