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3-06-15 | 來源: 中國青年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專業“好”與“不好”，父母大多以自己既有經驗進行衡量。但時代發展變化飛快，拿以往幾拾年前的經驗給孩子的未來幾拾年鋪路，本身是壹個悖論。即便根據當下最新經驗，也未必全面。“關於到底走什麼樣的路是好的，孩子摸到了‘鼻子’，父母摸到了‘耳朵’，雙方各執壹詞，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但實際上可能都不全面、不充分。”
高艷認為，無論父母還是孩子都要認識到自己的看法是片面的。例如高考報志願，預測壹個專業未來發展趨勢是非常復雜且艱巨的任務，需要雙方壹起探索“大象長什麼樣”、了解專業是什麼，搜集相對全面的信息，壹起說理由、做決策。專業的選擇壹定要在尊重孩子喜好的前提下，再考慮外部環境需求。
“如果最後還是有分歧，父母也壹定要放手給孩子自己作決定。”高艷指出，孩子總有壹天要學會自己作決定。如果父母壹直替他做，他就不會有這個能力。就算做錯了，他也學到了教訓。
“把高考報志願當成人生決策練習。當然高考很重要，但是相比壹輩子，這才是剛剛開始。父母不能陪孩子壹輩子，未來還有更多重大人生決策需要他自己決定。”
父母的電話鈴聲在我的生活上空盤旋
除了重大人生節點，父母的“關心”還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每壹天。
在心心念念許久的伍月天演唱會現場，吳雪薇沒能開心起來。剛抵達會場時，媽媽的電話就打了進來，“你在哪兒？和誰壹起去的？在外面不要待太晚，結束了趕緊回來……”接到電話的壹瞬間，吳雪薇的美好心情瞬間瓦解。
演唱會當天，吳雪薇就和媽媽說過自己要看演唱會，有壹段時間沒能回復她。但只要吳雪薇沒及時回復微信，媽媽就會開始瘋狂打電話。“如果我沒接到電話，她就會覺得只有兩種情況，要麼我手機丟了，要麼我出事了。”吳雪薇耐著性子回復媽媽在看演唱會，網絡信號不好，但手機依舊響個不停。演唱會結束後，手機上已有8個未接來電，還有壹長串未讀微信。吳雪薇覺得，束縛與壓迫感撲面而來。
這種束縛幾乎貫穿著吳雪薇的成長。小時候去閨蜜家玩，媽媽會要求拿到閨蜜電話，“聯系不上你，我就問你閨蜜，確保你倆安全”。工作後，吳雪薇曾因為做項目出差3天，媽媽還想獲得項目負責人的電話，吳雪薇很無奈：“媽媽你不要這樣，那是我的領導。”
吳雪薇從小身體不好，童年幾乎都在醫院度過，因此媽媽對她照顧得非常周全。高中時，媽媽特意換到吳雪薇所在的學校工作，方便照顧她。大學裡，吳雪薇的被子常常跨省寄回家給媽媽清洗，衣服也是媽媽按照季節分批次寄過來。“她怕我的被子晾在外面被別人偷了，也害怕衣服被我洗壞了。”
大叁時，由於學習壓力大，吳雪薇感冒發燒，電話時和媽媽說“我好難受”，媽媽緊張擔心得壹晚上沒合眼，甚至想連夜趕到吳雪薇所在的城市照顧她。吳雪薇很無奈，“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她心裡我永遠在糟蹋自己的身體”。
到了研究生畢業找工作時，媽媽開始擔憂。“她覺得我去陌生城市工作，壹個人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甚至讓我放棄別的城市的面試機會。”這讓吳雪薇覺得，媽媽在潛意識裡是不信任自己的，“她不相信我能照顧好自己，她甚至不願意相信我已經長大了，在她眼裡我始終是壹個小孩子。”
“對於習慣了背負孩子前行、視子女為自身壹部分的中國父母來說，要接受子女逐漸脫離家庭的過程，是壹個極大的心理落差和觀念挑戰。”美國執業心理咨詢師陳兌在其著作《走出原生家庭創傷》裡寫道。“直升機父母”的出發點都是對於孩子的愛，然而家庭是不斷變化和調整的系統，在不同成長階段有不同任務。從青春期開始，子女需要父母給到鍛煉獨立自主能力的機會。當子女成年，家庭最重要的任務是支持子女離開父母，開始自己的家庭成長周期，接納親子關系轉變為平等的成年人親子關系。
但許多父母難以完成這項轉變，也無法達成“為你好”的目標。
高艷在任教過程中遇到過類似的“過度教養”案例，壹個通過數學競賽保送上大學的男生，開學後卻不去上課、數學分數極低，衣服也常常髒兮兮的。高艷去找他聊，男生說自己有些抑郁、不想上學。“他的父母在生活中都很強勢，把他照顧得也特別好。”過去的生活中每天壹睜眼，牙膏都已經擠好、換洗衣服提前放在枕頭邊。“沒有自由，連穿什麼衣服都無法自己決定，非常窒息。”上大學後他發現自己非常無能，連洗衣服都做不好，便選擇對自己的生活和學習“擺爛”。
“小到生活瑣事，大到高考填志願，如果父母總覺得孩子還小、做不好，不讓他自己做，未來面對其他重大選擇，更不知道如何是好。”高艷指出，過度教養的背後，其實是對孩子的不信任感。父母把孩子照顧得太好，實際卻是在對孩子說：“你不行，你不可以，你需要依賴大人。”這會導致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弱、不自信，甚至貶低自己。“這是對父母的反抗，也是對自己的攻擊。”-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