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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6-20 | 來源: 真實故事計劃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但是他們過的，是我羨慕的生活，我羨慕他們有自由。”莫鈺說。
羨慕歸羨慕，老破小是不可能住的。“他們也會羨慕我，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有錢。”像在親戚工廠中進行田野調查的項遷壹樣，財富和與之相關的想象只令莫鈺感到awkward（局促），這仿佛成為人們辨識她的首要標簽，“我會覺得我的姿態很condescending（高高在上），這沒法避免，只能盡量不讓人知道。”
將近兩年後，莫鈺才再次回到美國。此時已經恢復線下教學，但再度面對原來美國的朋友，她感到非常不習慣。街上看見認識的人，她會裝作沒看見。
暫時藏匿處
項遷的碩士生涯在新冠爆發後也轉為線上，許多課程停開。他獨身壹人留在了明尼蘇達州本科院校所在的城市裡。這所美國西北部的城市溫差極大，冬季白雪皚皚。碩士壹年，他與母親爭吵了壹年。“每次壹撥通電話，就開始吵。”
項遷想留在美國申請PhD博士項目，但母親斬鐵截釘地表示，再也不為他多支付哪怕壹年的生活費。母親曾經的“特立獨行”終有限度，當時她更希望兒子獲得壹份體面的工作。
項遷卻認為，“體面的工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給人們灌輸的道德觀念，“如果只有工作才能讓我們成為人，是社會對人的非人化。”
項遷的父親壹向默默地支持妻子，但這次他支持兒子深造。這位農民的後裔，曾經想做壹位詩人，卻在妻子家人的幫助或者說壓力下，壹步步被推著做家教、做經理、當廠長。他的管理才能最終被所有人認可，卻“壹輩子在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努力”。
父親為生計做出的犧牲讓項遷意識到，人必須有壹定經濟基礎才能擁有選擇，他曾經以為，只要好好讀書就能獲得這種特權，但選項仍然有限。於是，又壹場與母親大吵後，項遷將電話撥給創業做留學的朋友——如今的老板，並馬上獲得了壹份全職留學顧問的工作，這份工作能繼續運用他的社會科學知識，朝九晚六、加班有調休，且收入體面，簡直理想。
讀完哲學系的課程，伊碧此前預設的價值已被解構，碩士階段她不再考慮法學院，而是在另壹所文科強校的社會科學學部完成了充實的碩士研究。然後，她選擇回國。在等候某互聯網大廠的公共政策評估部門的職位期間，選擇了不加班的留學行業。
莫鈺也做出了選擇——疫情後，她決定松弛下來，放過自己。這個選擇也是理性的，“起薪百萬”的代價她已體會過，如果做咨詢，同樣累死累活，時薪算下來更不劃算，還得做PPT、整理excel等最基礎的“狗屎工作”。如果進入PE/VC，可能賺得更少。
經濟獨立為項遷隔開了與母親間的安全距離。
業余時間，項遷壹年只買壹次衣服，外賣50元都嫌貴，出游愛逛街邊小吃攤，最大的花銷只在購買研究資料，以及打游戲“氪金”上。離開艱苦的芝加哥書齋，他的閱讀重心轉移到了文學，也會讀羅翔的發言和非虛構采訪集。
有時他會很掙扎，“我的職業，在借助我的文化資本，reinforce（加固）教育不平等，成為階級固化的推手”。他意識到自己在資本運轉機制中的結構性位置：客戶付費，他輸出服務，為中產階級乃至以上階層的家庭鞏固其文化資本。
“這些都有悖於我內心所支持的反資本主義的價值。”他說。
在項遷的觀察裡，越是家庭條件不那麼優越、不足以從容支撐孩子出國的中產人群家庭，越持有結果導向的申請預期。這恰恰與高端美本重過程輕結果的申請邏輯相反。
申請者還需體現批判性思考能力、熱情、做出改變的想法和動力、對少數群體權益的支持。如今，這些過於閃亮的優秀品質卻讓很多申請者費解，“即使明白，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壹些學生在機構裹挾下，展開功利的打卡式公益活動，甚至被包裝為公益斗士。而族群階層問題，更是部分中國學生的意識盲區。項遷覺得，這是壹種共情能力的匱乏，可中產孩子如何才能真誠地對underprivileged group（欠缺資源的群體）產生共情呢？
莫鈺也花了至少半年時間，思考是否進入留學行業。她曾問老板：“我們的工作，是否只能幫助能負擔我們服務的極少數學生？”她並沒有得到或給出滿分答案。用項遷的話說：大家只能在微觀層面，踐行教育的理想主義。
即便明白自己占盡紅利，在莫鈺所處系統的其他人眼中，她仍是壹個失敗者：“我的同學可能會這樣看待我。”莫鈺說，“我們選擇的路已經不同了。”如今她不會主動向人介紹從事的行業，因為，這基本是光鮮亮麗的反義詞。
事實上，在國內金融機構任職的許多同齡人工資待遇都不如莫鈺。-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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