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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8-12 | 來源: 谷雨工作室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戰斗了壹生的女性主義者
72歲的謝麗華在聽壹期女性話題的播客。主播們先討論了為何壹位藏族小伙曾收獲無數女性青睞，結論是除了女性天生的母愛外，還因為今天的女人們受夠了那些油膩的男人們。
“這個節目裡面就覺得中國的男人不配喜歡中國女人。特別尖銳，就你們不配。”
謝麗華坐在沙發上，她說話語速很快，但語調平和，說到“不配”兩個字時，她加了點調侃，鏡片後面的眼睛裡閃露出壹絲狡黠。沙發右後方的書架上，擺著壹張令人無法忽視的合影，是她和美國前國務卿，曾有可能成為美國第壹任女總統的希拉裡。照片裡，希拉裡銀衣紅唇，旁邊的謝麗華伍拾多歲，短發烏黑而濃密，咧著嘴笑。
謝麗華和希拉裡的合影?荊欣雨
那是她曾作為戰士的歲月，現在想來，也是壹生最好的歲月。將近贰拾年時間裡，她帶著愚公移山的意志，傾倒出壹個人所飽含的最大熱情，和壹生中絕大部分的愛，創辦了中國第壹本以農村婦女為主角的雜志《農家女百事通》，她與中國最貧窮、最落後、最受侮辱與最被損害的女人們站在壹起，並號召她們開展壹場革命：反對父權，走出農村，爭取獨立和自主。農村婦女讀《農家女》，正如今天城市裡的女性讀上野千鶴子的《厭女》，談論戴錦華的講座，聽壹集女性主義播客。
雜志關注過的議題在當時存在，在今天沒有消失，在未來也將持續被討論：
農村婦女如何脫貧，農村婦女掃盲，農村婦女的“貞潔牌坊”，農村婦女的生命危機幹預，農村婦女的生理健康，農村婦女如何參政，什麼才是真正的“女人味”，彩禮該取消嗎，事業與家庭的沖突，家政工的勞動權益，進城務工人口的戶籍問題、子女入學問題......
在當下的輿論場上，面對婚戀生育的枷鎖，最具戰斗性的女性常常展現出壹種毫不妥協的態度，但72歲的謝麗華話鋒壹轉，卻給我講述了壹些不那麼“正確”的故事：
壹位嫁到延慶的農家女壹直努力學習技能想要自立，但她最近的處境改善是因為贰胎生了個兒子。之前她要為公婆修房子，謝麗華借了她2萬；壹位農家女喪夫後來北京打工，她想給孩子壹個家，對她來說最可行的辦法是找壹位北京人再婚，她也這麼做了，謝麗華覺得這是最現實的解決辦法；壹對經常爭吵的夫妻終於在勸解下離了婚，她去家裡回訪，迎來的卻是女人的哭泣，“她說你讓我的家沒了，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殘酷與妥協，正是謝麗華那壹代婦女運動領軍人物所面對的現實。她們大都出身體制內，深諳“自上而下”的婦女政策，再通過民間社會組織“自下而上”地帶領婦女改善自身處境。如今，她們都步入晚年，謝麗華已經退休拾贰年，幾乎不再參與《農家女》的工作。她在自己豐富的晚年生活中踐行著微小的女性主義，她堅持經濟獨立，從不伸手向家人要錢，獨自買菜、做飯和做美容，盡量少麻煩下壹代。
謝麗華的外孫女曾畫過主題為“我的家人”的畫，當畫到姥姥時，沒有婦女運動，沒有希拉裡，沒有農家女，外孫女描繪了壹個獨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劇的老人。這是謝麗華如今最大的愛好，她看了所有趙麗穎和胡歌的電視劇，誇贊《愛情而已》是“姐弟戀的天花板”。當革命的潮水退去，戰斗了壹生的女性主義者徒留下壹個獨自看電視的背影，聽起來著實有些落寞。衰老和孤獨壹起襲來，但對此，謝麗華坦然接受，她說，“不要怕寂寞，人本身就是孤獨的。”
ruralwomen knowingall
擺在我面前的是1993年1月創刊的第壹期《農家女百事通》雜志，售價八毛錢。它有A4紙壹半大小，封面是那種影視劇中常出現的農家女形象，翻開書的扉頁，左邊是當時仍在世的冰心題詞，右邊則是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發刊詞，信的開頭，她稱呼所有潛在的讀者：姐妹們。
1993.1.5創刊的第壹期《農家女百事通》雜志?荊欣雨
創辦《農家女》之前，謝麗華已在《中國婦女報》工作了八年，做的事就是為婦女發聲。經濟飛馳的上世紀八九拾年代，她目睹的是女性依舊被家庭暴力和落後的性別觀念所碾壓，在經濟上毫無自主權。有壹年叁八婦女節，報社評選精神文明獎，選出的都是“好媳婦”、“好母親”：
丈夫車禍後半身不遂，妻子不離不棄，丈夫冬天要吃魚，妻子要下河摸魚。為了防止妻子逃走，公婆把家裡所有帶轱轆的東西都藏起來了，別人告訴她：你得認命，你離婚了，你會被所有人嘲笑。
丈夫蹲監獄了，妻子不離不棄，把家料理好，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
兒子去世後，兒媳生下遺腹子，辭掉了縣裡的工作，回到了丈夫家裡照顧公公婆婆。
讀著女人們的故事，謝麗華感到困惑，“如果我做不到，難道我的品質就不好嗎？”她還懵懂地覺得，應該做的是幫助和解放這些女性，而不是給她們花環和桂冠。她去翻歷史書，發現中國的地方縣志裡常有壹章專門表揚被寫上貞節牌坊的女人們，她讀到壹個割肉為婆婆治病的兒媳婦，再看看報紙上刊登的蓬頭垢面的“好女人”們，意識到歷史還在重演，“我說這是抬頭看金匾壹片，低頭看淚水漣漣。”
謝麗華18歲入伍，受到的感召是，“時代不同了，男女都壹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在軍隊，她認識了比自己小肆歲的丈夫，他們結婚，生女，退伍回到北京。丈夫說，回北京要以我為中心，她說，我不信這壹套。肆拾歲，她堅持要創辦雜志《農家女》，丈夫說，我不反對就是最大的支持。
那次“好媳婦”評選後，由她發起，《中國婦女報》上刊載了長達半年的討論。她寫，我們到底是在評選精神文明，還是封建愚昧？她發出詰問：我們要把中國的女性引向何方？有人來信贊同，也有人來信大罵，問她們是否要鼓勵女性當妓女，說我們就喜歡東方女性的美德。討論越來越激烈，被下令停止，她寫了壹篇文章作為結語。
“我的題目叫《不是出路的出路》，這些婦女做這些事並不是她們的出路，但是沒有別的辦法。國家不富裕，社會保障沒有，只能讓婦女來承擔，這麼多的榮譽又壓著她們不可能反抗，壹代壹代都是這種價值觀傳播下去。”
當時，國內有影響力的婦女媒體僅有《中國婦女報》和央視的《半邊天》，但農村婦女鮮少受到特別關注，《農家女百事通》填補了這壹空缺。起初，謝麗華對銷量不自信，試圖強調實用性，第壹期的封面上方“百事通”叁個字赫然突出，“農家女”叁個小字藏在下面，內刊中農業學校招生簡章占了大量篇幅。後來，她意識到，雜志要貼近農村婦女，聽到真正的她們的聲音，雜志中刊載的婦女來信越來越多，封面上農家女叁個字越來越大，“百事通”逐漸消失了。謝麗華的公公為雜志起了英文名，rural women knowing all。她帶雜志出國，外國人常開玩笑，“我們男人什麼都不知道。”
《農家女百事通》雜志?荊欣雨
最終，世界范圍內恐怕都找不到這樣壹本雜志，它將近壹半的內容是由當時普遍教育程度低下的農村女性寫作。生平第壹次，她們被賦予了書寫故事的權利，她們對文明的渴望、對命運的不甘和對愚昧的憤怒被歪歪扭扭地書寫在孩子的作業本和賬本背面，帶著廚房的油煙味，跋涉了千山萬水，從全國各地寄到北京，被印刷成文字，被看見，被閱讀。
打開壹本1997年的雜志，想象你是壹位在田間勞作了壹天的農村婦女，為丈夫和孩子做完晚飯後終於得以喘息，借著昏暗的燈光翻開雜志，你會讀到以下內容：
肆川省江油市大埝鄉愛國村叁社的曹溢淑想請大家幫她出主意，作為女兒，她苦苦支撐家庭數拾年，卻在母親去世的葬禮上沒有被排上名字，這讓她悲憤萬分。同時，作為村婦女主任，“要在我村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請問我連自己的合法權益都保障不了，又如何去保障全村婦女的合法權益呢？”
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叁合鄉大柳林伍隊的陳建萍正為她大姐的境遇苦惱：在外打工的姐夫不但沒有給獨自在家照顧兩個兒子的大姐寄回錢來，還頻頻出軌。婆婆“勸導”大姐，“男人外面有點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夜漸深了，你從姐妹們的故事中抽回思緒，翻看雜志的後半段，會看到編輯部精心准備的內容，覆蓋了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農藥管理的緊迫性，心理學家分析婚外情的成因，如何用心理暗示法來幫助孩子學習，花季少女的生殖健康（插畫），皮下埋植的最佳時間，新型的物理肥料，大棚空地的利用，高溫季節如何注意養雞飲水，規模養豬的成本核算......
合上雜志，也許有壹天，你想，你也會提起筆。
問題到了面前，就要解決
“如果你要進城打工，你壹定要帶齊所有的證件，包括村委會開具的證明信，鄉政府開具的務工證，個人的身份證，還要准備好來回的路費。到了打工所在地，你還要辦理臨時居住證。千萬不要怕麻煩。”——謝麗華《農家女百事通》編者的話
九拾年代正值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高潮，謝麗華曾接待壹位專門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美國學者，對方問她，“你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婦女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經濟。”無論是為了擺脫家庭的苦難，還是貧困的痛苦，很自然地，她向農村婦女們發出號召：“致富”很簡單，走出來，進城打工。
她的號召契合著壹個對廉價勞動從未如此渴望的時代，壹代代農家女轉變為打工妹，她們離鄉離土，將人生拋進壹座座陌生的城市，其中的希冀與坎坷，某種程度上，總是壹樣多。
女孩在6樓外擦玻璃意外墜落，沒有保險，沒有賠償，女孩用的是姐姐的身份證，她還不滿16歲。
女工們被關在北京郊區的紡織廠裡打工，雇主用裝滿釘子的高牆和狼狗限制她們的自由。有女孩試圖逃出來，受傷了。
東單附近有工人打工時被燙傷，沒人管。她睡在居民樓壹樓通往地下室的斜坡上，幾平米，臥了壹張床，她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對面的公廁裡。
1996年，在安貞橋西邊的胡同裡，謝麗華牽頭成立了公益組織“打工妹之家”，為權益受到侵犯的打工妹提供法律支持和緊急救助資金，為了去違法工廠調查取證，志願者還會偽裝成來工廠辦事的商人，潛入工廠。
2002-2005打工妹之家通訊?荊欣雨
“打工妹之家”還組織打工妹們識字、唱歌、學電腦、排練戲劇，進行社會性別培訓；過年時，回不了家的姐妹們壹起包餃子，春天來臨時去香山踏青；她們的照片被洗出來，如明星般掛在活動中心的牆上；不少打工妹在聯誼活動上找到了另壹半，她們的集體婚禮上，謝麗華就是娘家人。
2006年打工妹第贰屆集體婚禮?荊欣雨
那個擦玻璃從六樓掉下的女孩後來成了打工妹之家的工作人員，這也是謝麗華倡導的理念之壹：獲得幫助後，你也可以幫助別人。
在農村她聽說婦女上吊、跳河，就在《農家女》上開版面做自殺調研，後來又開始做危機幹預。當城市人口趨於飽和，她又開辦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旨在讓婦女們學完技能返回農村就業。
若是法律、公益和她個人的力量都無法解決，還有最後壹種粗暴的，西西弗斯式的幫，給錢。有絕望的母親寫信來，說自己的大女兒外出打工染上肺結核，回家又傳染給了贰女兒，壹家人走投無路，謝麗華試圖幫她們尋找免費的看病途徑，失敗了，她寫信寄去1000塊錢。有打工妹因為狐臭找不到工作，她索性帶回家裡當保姆，又出錢給對方做手術。農家女買房、結婚、生孩子，她全借過錢。
當謝麗華的事業從壹本雜志鋪陳開來時，女兒也逐漸長大，謝麗華求助於婆婆，這位北京電影學院退休的老教授表示，不要來改變她的生活。謝麗華想：我宣傳女人自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你又想讓別人幫？我壹定要自立。
她帶著女兒，用壹個星期記熟了上下學坐公交的路，又在相熟的飯店存了壹筆錢，囑咐老板，中午女兒來了點菜就行。去飯店要過壹個大馬路，她又求助於環衛工人，有償帶孩子過馬路。謝麗華和丈夫有著各自的事業，常常不在家，女兒靠吃百家飯填飽肚子。
女兒認為自己被母親忽視了。關於母親的最早記憶是：她很小很矮，走在母親後面，想去拉母親的手，但是被甩開了。記憶來到伍年級，母親創辦《農家女》，把她帶到辦公室住。她肚子疼，但不敢打擾忙亂的母親，後來發現是月經初潮，她找了個空隙告訴母親，沒有得到什麼回應。高中時，放學回家成了她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因為家裡沒有人，而廚房的台面上總蒙著壹層灰。有壹段時間，他們總覺得廚房有味道，後來才發現，管道裡躺著壹只巨大的老鼠屍體。
如果你問那時的謝麗華，事業和家庭哪個更重要，她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事業。如今回望，對於她的女兒，那是壹段被冷落的青少年時光，但對於謝麗華的事業，那是壹個雖然時有混亂之象但也生機勃勃的年代，打工妹之家定期開展研討會，請法律專家進行案例分析，向政府發起倡議，活動常有撒貝寧等重量級人物主持。“當時的氛圍就是打工者為北京城市做出這麼大的貢獻，她的權益和生活也要得到關注。”謝麗華驕傲地回憶，北京出台的家政工權利保障條例，“有些語言采納了我們給他們的報告。”
“打工妹之家”曾發起倡議，對於這些滿懷著希望來到城市建立新生活的務工者，我們不應該稱他們為打工妹、農民工、打工者，而是新市民。這樣的倡議直到今天，也未曾實現。捫心自問，看著今天滿大街的外賣騎手，我們會稱他們為新市民嗎？
包容性
今年5月，我在北京見到了52歲的農家女王俊霞。她從書架上拿出珍藏的壹期1997年的《農家女》雜志，書的封皮已經脫落，邊緣泛著黃色。贰拾幾年間，她從寧夏漂泊到內蒙再到北京，數次搬家也不曾丟掉雜志。
雜志上刊載著她的作品——《悲哀的是愚昧的心》。
“我又壹次想到結束生命，我覺得這樣活著是壹種痛苦。那幾天，孤獨寂寞像霧壹樣籠罩著我，幾次舉起農藥，但看著熟睡的壹雙兒女，想起這個家，我猶豫了......
訂了兩年的《農家女》，我懂得了生命的價值，知識的力量，也看到自己的缺點，丈夫的優點，現在我要說，悲哀的不是無情的命運，悲哀的是愚昧無知的心。”
雜志上刊載的《悲哀的是愚昧的心》?荊欣雨
寫出這封信的她沒有上過壹天學。4歲，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她住在甘肅被炭火熏得漆黑的窯洞裡，永遠得不到繼父的好臉色。但比貧窮更無法忍受的，是她壹直不知道學校是什麼樣子的。家裡不同意她讀書，她只能悄悄拜托上學的朋友教她寫自己的名字。12歲，村裡辦掃盲班，學期40天，她學了拼音，學會了如何寫“韭菜”和“掃帚”。20天後，母親生病需要人照顧，她再次“輟學”，永遠地告別了學校。
她靠著壹本在田間小路上撿到的破舊字典，在放驢間隙識字與寫作。拾柒歲，她被迫接受母親的安排結婚。丈夫無法撐起壹個家，出去打工半年沒拿回壹分錢。村裡小學工作的公公訂閱了《農家女》，她最喜歡看的就是姐妹的來信。壹次夫妻倆吵架，丈夫打了她，懷著悲憤，她拿出字典，在公公學校裡用過的試卷背面，開始寫作。
匆忙中，王俊霞給《農家女》寫的信忘記了落款，只來得及寫上公公小學的名字。壹個月後，文章發表，村子裡的人說，壹定是她公公代筆的。看到文章的丈夫向她道歉，後來，他再沒打過她。她們壹起外出打工，開過裁縫店，承包過煤礦，丈夫提出開大車賺錢，沒過幾天，丈夫出車禍，去世了。
丈夫去世後，王俊霞決定了卻壹樁心願，看了那麼多年的《農家女》，她想去看看謝老師。到了北京，謝麗華至今記得見到王俊霞的第壹面，“典型的西北婦女，也不怎麼愛說話。”她為王俊霞介紹了另壹位同樣丈夫車禍去世的農家女，鼓勵她們互相支持。她和謝老師合了影，決定留在北京打工。
春天，忍受著與孩子分離的痛苦，王俊霞在北京做家政，為了保持識字能力，她始終讀《農家女》，所有生字用拼音標注好。秋天，她回到老家收蘋果，謝麗華收到她的短信，“人家都是壹個人在樹上摘，壹個人在下面接，我卻是壹個人爬上爬下，真的體會到了沒有男人的日子很難很難。”
後面的故事若放在今天的輿論場上，會受到諸多審視：王俊霞想給孩子壹個家，她決定把孩子接來北京，受限於戶籍制度，找壹個北京人結婚是最好的選擇。她去相親，認識了比她大18歲的小學體育老師老徐，離異，有退休金，即將分得壹套回遷房。
閨蜜聽說後反對，“你是找老爸還是找老公？”
謝麗華講了她的壹位同事找了比她大30歲的丈夫，兩個人生活得很幸福。同時又說，丈夫肯定會先壹步去世，那之後的生活可能會有糾紛，她不知道會是什麼樣。沒有建議，沒有勸阻，但王俊霞莫名覺得受到了鼓勵，她決定和老徐結婚。婚禮那天，謝麗華看著王俊霞的女兒給她盤頭，“我也是她的娘家人。”
對於王俊霞的選擇，謝麗華覺得非常明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她想給孩子壹個家。她壹定要解決現實問題，靠她自己在北京真的是很困難，所以我覺得女權主義是有時代性的......這是我們和西方的不壹樣，它們強調個人主義，我們是從叁寸金蓮過來的，你得先有生存的可能。”
她同時提醒我，王俊霞始終沒有放棄工作。她現在在壹家商場裡做導購，有獨立賺錢的能力。
生活穩定下來後，王俊霞重拾了寫作，寫自己的童年、家族史和愛情。我問她為什麼保持著寫作的習慣，“如果你不寫點東西，將來你這壹生走完什麼都沒了。”
謝麗華的戰斗結束了
當農家女湧向城市成為打工妹，“留下來”，留在城市，成為壹個自然而然的目標。但打工是艱辛的，要想留下更是難關重重。但離開就是失敗嗎？就像謝麗華的感歎，“能找到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要什麼是很不容易的。”
2000年左右，為了反抗父親指定的、能出拖拉機給自己家拉麥子的未婚夫，17歲的小利從山東逃到北京打工。花50塊錢，中介給她介紹了壹份保姆的工作，絕望之時，“要麼死，要麼跑出去”，她從叁樓跳了下去，活著，骨盆骨折。
有天，她接到通知去派出所，拄著雙拐艱難地走了壹個半小時後，對方又讓她回去等，她返回醫院，病床上已住了別人。她又走回去，沒人理她，路過的阿姨給了她壹瓶水和壹袋方便面。晚上，下雨了，她無處可去，“那時候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活下去。”
後來，謝麗華邀請她來家裡，又送她去農家女學校學了壹段時間電腦，在那給她過了18歲生日。官司沒打成，協調了壹萬多塊錢的賠償，是她得到的全部正義。她回老家，退了親，對父親說，“你就當你女兒死了，這是你的養老錢。”回到北京，她在北大醫院找了壹份發飯的工作。
白天，她能正常工作，但拒絕接觸男性。有次，她穿了件緊身衣服，路過的男同事開玩笑，說領子可以再低點，她和人家大吵壹架，回去就把衣服扔了。晚上回到住所熄燈後，她開始陷入黑洞，“我就覺得牆不存在，被窩不存在，感覺自己在壹個黑黑的大洞上面，不上不下，什麼都沒有，那種懸空感特別恐怖。”
她不停換工作，做過餐廳服務員、保姆，都幹不長久，最終在殘聯客房接待部算是穩定下來。在打工妹之家的聯誼活動上，她認識壹個男孩，戀愛了，男孩說自己老家在桃鎮，小利想，那應該是壹個種滿桃花、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她意識到，她不喜歡北京，她想離開北京。她決定結婚，在桃鎮建立壹個屬於自己的家。
臨走前，小利去看望謝麗華，“謝老師應該對我挺失望的”。但當我問謝麗華，她說自己完全沒有失望之情，她反而覺得是她們讓小利失望了，沒有幫助她走出陰影。告別時，謝麗華對小利說，給你壹顆種子，不要把它捧在手心裡看花，而是要找壹塊沃土把它給種下來。小利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沒有壹絲留戀，她離開了北京。
這壹年是2007年，在經歷了八拾年代討論何為“好婦女”帶來的性別啟蒙，九拾年代世婦會的高潮，《農家女》走向農村，把農家女帶來城市，新世紀公益組織百花齊放後，謝麗華的婦女解放事業也逐漸迎來了低谷。
壹方面，隨著法律的逐漸完善，聳人聽聞的打工妹受侵犯事件已越來越少，這是好事，而戶籍和子女入學的老問題卻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另壹方面，公益組織的資金問題愈發成為壹個難題。
這些阻礙，身為領導者的謝麗華當然感受得到。不止如此，身為媒體人，她還要面臨紙媒的衰落，更不用說在農村，《農家女》的訂閱量始終靠婦聯支撐，她粗略估算過，真正跟著她們走的農家女，只有2萬左右，這個數字相對於數以億計的農家女總量，只能說聊勝於無。
談起最後幾年的種種挫敗時，謝麗華感到遺憾，但也試圖寬慰自己，“我現在也不沮喪了，為什麼？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就是前無古人的事，壹個健康社會裡邊需要的叁大基石：政府，企業和我們的社會組織，這個叁足鼎立應該是平衡的，但我們的社會組織這塊的話，弱小得不能再弱小了，你碰到這些障礙是自然的。”
?謝麗華
謝麗華的戰斗結束了，但處處可見她的“遺產”。曾經的“打工妹之家”工作人員韓會敏如今經營壹家東城區的養老院。贰拾年前，她即將從法學系畢業，跟著老師參加打工妹之家的活動，那時她有宏大的目標，盡可能地幫助更多的人。現在做養老院，被各種消防和行政的雜事圍繞，她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
養老院的護理員多為外來務工女性，她試圖用以前幫助打工妹的方式來尊重她們，“不要讓壹些家屬覺得她們就是伺候人的，沒尊嚴的。從壹開始，我就要樹立她們的職業形象，她們是有技術有水平的，她們的勞動是要被尊重的。”
在黯然離開北京的小利身上，謝麗華的“遺產”以另壹種方式存在著。跟著丈夫回到桃鎮後，小利才知道，那裡是貧困縣，荒郊野嶺，壓根沒有桃花。婆婆覺得她是個隨時會走的外來媳婦。她搞了幾年牛羊養殖，賠得壹塌糊塗，孩子大病壹場，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還欠著錢。
她在桃鎮沒有任何朋友，也羞於和謝麗華聯系。2013年，謝麗華邀請她參加電商培訓，回來後，她有了搞種植合作社的念頭，而打工妹之家的經驗又讓她模糊地感覺到，合作社要和公益結合。
回鄉後，她創辦了“桃花”合作社，有種植、有電商，還包括養老和兒童公益，在桃鎮，小利和幾個同樣富有幹勁的農家女清楚鎮上每壹位需要幫助的留守老人，她們開辦的壹家老人餐桌每天提供便宜的包子、炒菜供留守老人享用——餐桌需要廚師，這就為壹位家庭婦女提供了就業。在小利的土地上，有壹塊地被圈起來作為“義田”，北京城裡的人可以選擇購買壹塊，每年，她們會收到11次快遞的菜，也可以帶著孩子來親手采摘——這也是謝麗華的年代沒有的“城鄉結合”的方式。如果顧客覺得“義田”收獲的菜吃不完，可以捐給老人餐桌作為公益。閉環形成了。
她說不清這種思路是從何而來的，這是不同於贰拾年前“進城打工”的新革命，但核心仍是謝麗華所號召的：讓農村婦女走向自立。
這幾年，每當心情不好時，小利喜歡在大棚裡拔草，跟植物相處可以縷清很多思緒。有天晚上，她突然就懂了離開北京時，謝麗華跟她說的話，何為“種壹顆種子，等待花開”。
“代價”
退休後，出於長久以來對家庭的愧疚，謝麗華為晚年生活制定了442計劃：40%時間出去玩，40%時間留給家人，20%時間留給自己。她買了幾本菜譜和壹個價值不菲的熨衣板，決定做壹個顧家的女人。拿起熨衣板，她想體會那種，“洗完衣服，曬幹了，聞到太陽味道”的幸福，蒸汽升上來，幸福沒感受到，覺得自己好像壹下子又老了20歲，還熨壞了丈夫的衣服。
退休後的謝麗華?謝麗華
當你和壹位事業有成的女性主義者聊天時，很難不好奇她找了壹位怎樣的丈夫。謝麗華的丈夫楊浪同樣是壹位頗有成就的媒體人，上世紀80年代，他在《中國青年報》作為記者和編輯聲名鵲起，之後參與創辦了《叁聯生活周刊》《財經》等壹系列刊物。相比較謝麗華壹生只做壹件事，他的專長領域廣泛得很，是地圖學家，又在音樂史、歷史影像等領域頗有研究，最近，他又寫了壹本關於墓地的書。
我分別與她們兩人聊天，但常感覺他們在隔空辯論。“我不喜歡吃她做的飯。”楊浪說，他寧可自己做。“不會做飯的人才看菜譜，會做飯的人打開冰箱，有壹點渣都能攢出菜來。”第贰天，謝麗華說，他攢的菜運氣好了還行，運氣不好很難吃。對於妻子退休後短暫的“賢妻良母”行為，他說，“她就不是這種類型的。就沒指著過她。從根上還不互相了解嗎？”
他說，她不喜歡看書，缺乏理論基礎，她說，他的書扔得到處都是，侵占了她的地盤。回憶往事，楊浪說，辦《農家女》雜志需要資源，他介紹過，農家女辦寫作班，他來講過課，有農家女創辦辣椒醬廠，結果辣醬滯銷，他用自己的人情找關系幫著賣。他擺擺手，這些事沒必要提，“咱畢竟是男的”，而且當時他所在的《中國青年報》擁有的資源要強於《中國婦女報》，理所應當為妻子的事業幫幫忙。
第贰天，我問謝麗華，她說，事業還是她自己做出來的，他也沒幫什麼，至於他強調中青報更好，是壹種虛弱的表現。
有天中午，我造訪他們的飯桌。楊浪問起我的畢業院校，當聽說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他愉快地談起自己曾兩次造訪哥大，還去過普林斯頓，見了不少知名人士，但令他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西點軍校。壹邊的謝麗華專心吃著酸菜，沒有搭茬。大概過了半分鍾，她突然對我說，我有壹個哈佛的畢業證書，是關於社會公益的。這回，輪到楊浪專心吃飯了。
他們相識於雲南的部隊，謝麗華講，相戀時，她喜歡他多才多藝，文章寫得好，拉得壹手好手風琴，他喜歡她成熟，強大。人生步入中年，兩人的事業都越做越大，越來越忙，肆拾歲，她要創辦《農家女》，雜志出刊，她病倒了，他拿起新雜志，沒有誇獎，用筆在上面劃出錯誤，她受不了，大哭，他說，這是我的本能。
當謝麗華提到丈夫時，總是伴隨著壹個詞：代價。她認為，當她選擇為農家女付出大部分的精力和愛時，她沒有多余的愛分給丈夫和家庭，於是她失去了丈夫的“關愛”和“體貼”，失去了壹種相濡以沫的夫妻關系。
這是兩個強者的婚姻。他們也會真心實意地誇獎對方，她說，他什麼都懂，看個地圖能寫出壹本書，又懂音樂、歷史、攝影，“他的知識覆蓋了我的，他是wifi，他全覆蓋。”他誇她做的事是大善大美，誇她的熱情和意志，感歎她的不易。
但肆拾多歲時，楊浪曾告訴謝麗華，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愛情，只是親情。她獨坐在辦公室裡，在農家女寫來的信件中發呆，她想，如果你要做壹個徹底的女性主義者，那麼理想的伴侶就不可能存在。離婚，就壹輩子獨身。她沒有足夠的勇氣。
“婚姻本就是壹個錯，何不將錯就錯。”講這個故事時，72歲的老人撇了撇嘴，她當時還想要愛情呢。但她的愛已分出太多給農家女了，她說，沒有多余的了。人生中另外壹些美好注定要失去了。
步入晚年後，謝麗華看開了，人不能什麼都要，她要自由，要廣闊天地，就得失去點什麼。而他說，妻子忙於事業，他也不必做“小男人”，反而有了大把時間培養愛好，博古通今，多有意思啊。
夫妻倆自洽了，而家庭裡的第叁個人是理解不了的。高中時，謝麗華的女兒楊吟問楊浪，你們為什麼會在壹起？
她記得，父親回答她，“首先你媽媽做這個事情是有大美的，而且她的善心是沒有夾雜任何雜質的。在這個前提下，我有責任給她壹個衣食無憂的生活，所以我不能離開。”
“他是從美學的角度來探討的，那從另壹個層面來說，他們在生活上就是沒啥關系，”女兒說。
“但是我難道就應該失去嗎？”
楊吟出生時，謝麗華經歷了贰拾多個小時的順產轉剖腹產，她寫道，“我自認為是個能承受痛苦的人，但那壹天壹夜的折磨讓我的心變得狠起來，我說，男人壹輩子的苦加起來也比不上女人這壹下子的苦。當我知道生的是女兒後，第壹個念頭就是，我給她帶來了痛苦。”
?謝麗華
在楊吟長大的過程中，她最被盛贊的壹個特質就是獨立——直到她也有了女兒。童年的記憶浮現出來，並讓她感到疼痛，她記得高中時，有天放學的路上，她摔了壹跤，那時沒有電話，她只好帶著滿臉的血，憑著記憶找到了母親的壹位同事家，是對方帶她去了醫院包扎。
為了讓自己舒服點，楊吟開始搜尋母親愛自己的證據：月經初潮後，報社的阿姨曾送過她壹幅畫，上面寫著你長大了，祝賀你，“那肯定是我媽讓人家畫的。”母親創業前，把她轉學到了離報社更近的小學，“肯定是知道要忙了，這也是對我的關心。”她摔得滿臉是血找到的母親同事家，是母親之前帶她認過門的，“肯定這也是她的安排。”
知道母親愛自己，但又真切地感到被忽略，讓母女倆的關系曾壹度達到冰點，她們會當著所有同事的面吵架，母親會說，“我的女兒不愛我”。
女兒決定走向母親的反面，她辭了工作，花心思緩和與自己女兒的關系，買了親子關系繪本，加入了壹些媽媽小組，做心理咨詢。每天早上，我都能在朋友圈裡准時看到她曬給女兒做的早飯，從伍花八門的中式面條到面包培根漢堡，壹個月也不會重樣。
下壹步是重新裝修老房子，她找來阿姨擦客廳地磚的縫，才知道縫原本是灰白色的，而不是黑色的。她讓父母拿走了所有他們的東西，農家女的壹切信件、雜志、照片通通消失了。以前，她最大的願望是每晚在客廳的餐桌上，壹家叁口吃晚飯，現在餐桌換成了新的，旁邊擺著咖啡機，牆上貼著屬於年輕人的藝術畫。廚房裡，再也不會有壹只死去的老鼠了。
有段時間，壹個相熟的朋友來北京投奔楊吟，住在家裡大半年，她毫無感覺，因為兒時家裡總是住著農家女。直到有壹天，她猛然意識到，自己的女兒可能並不喜歡陌生人住在家裡。女兒的回答驗證了她的猜想，她委婉地請對方離開了。
盡管痛苦，但跳出來看，楊吟也明白母親的難處，“當你結了婚，你有了孩子，你同時做獨立女性，對這個女人來講是很難的。她選擇任何壹個她都要去放棄另壹個，她能事業成功，她已經很牛了，她已經很棒了。但是從她的家庭成員上來講的話，我覺得要考慮我們的機會成本對吧？我失去了她作為壹個媽媽對我的這種親情的連接，當然也成就了另外的壹個（獨立的）我，但是我難道就應該失去嗎？”
她承認，工作時，她和母親很像，崇尚效率，並因此有點專制。她還繼承了母親對農家女的愛，從她兒時聽著父親說，“中國農村婦女已經在謝麗華的帶領下走向世界了”，她就懂，那是壹件偉大的、美的事。去農村做活動，別人聽說她是謝老師的女兒，握著她的手說謝謝，她也忍不住流淚。
最近幾年，母女關系緩和了很多。有次楊吟正在上廁所，母親給她發了壹條微信語音，說她的工作做得真棒，“我看到了以後我就出不去廁所了，我就哭，渾身就是顫抖，身體物理本能的那種哭。”
女兒的傷痛，謝麗華都知道，她說自己痛苦過，糾結過，但“這是壹個既定事實，無法改變了，我還是做自己，我不要做孩子喜歡的，女兒喜歡的，外孫女喜歡的，然後丈夫喜歡的，我幹嘛要這麼完美？”
但壹點後悔沒有嗎？在打工妹之家贰拾周年的慶典上，謝麗華告訴打工妹們，出來打工要帶上自己的孩子，別讓他們做留守兒童。
老房子裡唯壹留下的，是書架上壹張壹家叁口在紫竹院公園的合影，她們都對著鏡頭笑，好像這是壹個再和睦不過的家庭。楊吟記憶中有壹個父母相愛的畫面：雙卡錄音機播放鄧麗君的歌，母親穿了壹件黃色的裙子，和父親拉著手跳舞轉圈，她鑽到父母中間，壹會看爸爸又看媽媽。
如今，楊吟認為自己的勇敢之處在於，作為謝麗華的女兒，她選擇了家庭，把自己的女兒放在了第壹位。
晚年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家裡，謝麗華大部分時間在獨處，她擁有自己獨立的書房和衛生間。每隔壹段時間，她就要和姐妹們出門旅游，去機場有時是楊浪送，但那就有點受制於人。她反復跟我強調，晚年了也壹定要保持經濟獨立，“你的雙手永遠不能朝上（要錢）”，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她說。
晚年的謝麗華?謝麗華
她向我講起身邊朋友晚年生活的各種形態。壹個朋友的朋友，和丈夫贰拾多年前就分居了。分居的原因是第叁者，沒有離婚是為了還在讀書的孩子，和男方的大學教授身份。等到孩子考上大學後，男的生病了，半身不遂，小叁也跑了。妻子沒有再像那些被評為“精神文明”的婦女壹樣，對丈夫不離不棄，而是賣了丈夫的房子，然後用這些錢把他送進了養老院。每個月探望壹次，順便交費，其余時間過自己的生活。
還有壹對老年夫婦，他們壹起出去旅游，早上吃早點，壹個豆腐腦、壹根油條、壹個雞蛋，9塊錢，他們也要分開點，因為他們的經濟是各自獨立的。這還不算誇張，還有醬油醋、洗浴東西也要分開的夫婦。
還有壹位朋友送走患癌症的丈夫後，覺得生活已經沒意義了，住在兒子家也不舒服。後來，她在海南買了個房子，花2年時間走了出來，每天喝咖啡、唱歌，還買了個電子琴。“我去了見她，連衣裙壹天換壹件，我就覺得活出來了。”
看到這些，又想到以前見過的各種農家女因為婚姻帶來的悲劇，她自然而然地認為，婚姻制度終究是要消亡的。“我覺得婚姻早晚會以各種形式出現，所以我不對家庭過多的抱有希望。”
“因為婚姻的功能越來越消失，過去是傳宗接代，沒了。另外就是孩子，孩子現在不結婚生孩子也合法化了，是吧？離了婚孩子歸到哪邊，這都可以，孩子已經不是婚姻的唯壹了。感情的事兒，現在我們為了這種第叁者，為了小叁兒，光是電視劇打得頭破血流，你至於嗎？”
至於自己的婚姻，她還是那肆個字，“將錯就錯。”她還得意地跟我說，如今，她也學會示弱了。比如她旅行要去迪拜，就會找到機會問楊浪，迪拜咋回事啊？你給我講講唄。對方講完了，她去旅行時拿那些點問導游，還真有不少收獲。當然了，發現壹些楊浪講錯的，回來後她也閉口不提。
在這個處處靠電子設備的時代，謝麗華依然要求自己自立，只是有時，也會敵不過互聯網的種種小陷阱。她的數字電視上稀裡糊塗地訂閱了好多家視頻網站的會員，也不知道怎麼取消，就壹直被扣著錢。購物網站也是壹樣，有時渾然不覺就下了單，最後各種網購的鹹菜堆滿了壹整個冰箱。
她想，等自己有壹天無法自理了，她會去養老院。甚至身後事，她也想好了，她要捐獻自己的遺體，“等你不在了，醫院就給你拉走了。”她認為楊浪壹定想要葬在萬安公墓，那是他最喜歡的散步地之壹，“那都是名人。”
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又在朋友圈刷到謝麗華的旅游照，她去了迪拜，在高樓間和沙灘上，她舉著手拍照，脖子上圍著壹條艷紅的圍脖。到迪拜的第壹組照片裡，最吸睛的壹張對准了蔚藍的沙迦海邊，穿著裙子結伴走在沙灘上的女孩們，海風吹起她們的頭發和裙擺。楊吟在這條朋友圈下評論，“終於有消息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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