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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8-19 | 來源: 紐約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健康新聞 | 字體: 小 中 大
在危險新病毒的歷史上也曾發生過研究事故，而人們長期以來對此類事故的擔憂構成了壹些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假說支持者的先驗傾向。這樣的事故可能發生過數百起或數千起，具體取決於你對重要性的閾值設置以及對“事故”的定義。1977年發生的壹次事件（有可能）再次引入了1950年代的流感病毒，導致當年的流感大流行，數千人死亡；2004年，小心謹慎的科學家凱莉·沃菲爾德在研究埃博拉病毒時被針刺傷（但事後證明她沒有感染病毒）。同樣是在2004年，即全球SARS恐慌發生壹年後，北京壹家病毒學實驗室的兩名工作人員分別感染了該病毒，總共傳播給九人，其中壹人死亡。此前壹年還發生了另外兩例SARS病毒實驗室事故感染事件，壹例發生在新加坡，壹例發生在台灣。
2019年底第壹批已知的“非典型肺炎”病例開始在武漢的醫院出現，然後在2020年初冠狀病毒疫情暴發，這個地點本身對於不同的人來說符合不同的先驗傾向，人們要麼選擇自然起源說法，要麼選擇實驗室泄漏說法。實驗室泄漏的潛在關聯是最容易注意到的：該市有壹個研究機構，即武漢病毒研究所，其中有壹個致力於冠狀病毒研究的著名實驗室。另壹方面，武漢也是全國用於食品、毛皮和傳統藥物的野生動物的主要貿易樞紐（每年估計超過700億美元），這些生物——連同其攜帶的病毒——在許多擁擠的市場出售。華南海鮮市場就是其中之壹，位於或接近最早已知病例所在范圍的中心。
那麼，僅僅考慮這些情況，實驗室事故比自然溢出更“可能”嗎？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的高壓和隱瞞傾向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評估其中任何壹種證據的可用性？由於目前還沒有關於將SARS-CoV-2傳播給人類的具體事件的明確描述，即使是專家，也被迫根據數據和環境將其觀點限定為概率，這些概率受到對世界如何運作的先驗信念的不同影響。
在自行評估可能性時，你可能需要從給爭議蒙上陰影的喧囂、憤怒、刻薄和政治化中後退壹步，專注於我們確實擁有的證據上。為此，按時間順序記錄壹些事件可能會有所幫助。
2020年1月11日，就在武漢疫情的首份報告在全球傳播11天後，上海復旦大學張永振領導的壹個科學家團隊通過壹個名為virologal.org的網站發布了壹份新型病毒的基因組序列草案。這個基因組由居住在悉尼的英裔澳大利亞進化生物學家愛德華·霍姆斯提供，他也是張永振基因組組裝項目中的同事。霍姆斯在病毒學家中因其對RNA病毒（包括冠狀病毒）進化的研究、光溜溜的光頭和尖刻的直率而聞名。這個領域裡所有人都叫他埃迪。該帖子於凌晨1點05分發布。當時，位於愛丁堡的網站站長，名叫安德魯·蘭博特的分子進化教授警覺起來，准備加快進度。他和霍姆斯為基因組撰寫了壹份簡短的介紹性說明：“請隨意下載、分享、使用和分析這個數據。”他們知道應該是“這些數據”，而不是“這個數據”，但他們很匆忙。
霍姆斯和壹小群同事立即開始分析基因組，尋找有關病毒進化史的線索。他們利用了已知冠狀病毒的背景，以及他們自己對這種病毒在野外如何形成的理解（參見霍姆斯2009年出版的《RNA病毒的進化和出現》壹書）。他們知道，冠狀病毒的進化可以迅速發生，由頻繁的突變（在大約3萬個字母的基因組中發生單個字母的變化)、重組（當兩種病毒同時在壹個細胞中復制時交換基因組片段）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作用於這些隨機變化所驅動。霍姆斯在愛丁堡與他30年的好友蘭博特和另外兩位同事交換了意見：他們是加州拉霍亞斯克裡普斯研究公司的克裡斯蒂安·安德森；以及新奧爾良杜蘭大學醫學院的羅伯特·加裡。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的伊恩·利普金後來也加入進來。這伍個人組成壹個遠程研究小組，旨在發表壹篇關於SARS-CoV-2基因組及其可能起源的論文。
霍姆斯、安德森和其他人認識到這種病毒與蝙蝠病毒的相似之處，但經過更多的研究，他們發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特征”，這讓他們感到不安。這些特征是基因組的兩個短點，在整個基因組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對病毒捕獲和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卻具有潛在的重大意義。它們是病毒學家熟悉的技術元素，現在已成為新冠病毒起源術語的壹部分：壹個呋喃裂解位點(FCS)和壹個意想不到的受體結合域(RBD)。所有病毒都有RBD，這有助於它們附著在細胞上；而FCS是壹種幫助某些病毒進入細胞的功能。最初的SARS病毒曾經嚇壞了全世界的科學家，但它只導致了大約800人死亡，而它與新型冠狀病毒在這兩方面都不相似。SARS-CoV-2是如何成為這種形式的？
起初，安德森和霍姆斯確實擔心這可能是人為設計的。這兩個特征是不是故意添加的，通過基因操作插入到冠狀病毒的骨架中，故意使病毒在人類中更具傳染性和致病性？這壹點是必須考慮的。霍姆斯打電話給疾病專家傑裡米·法拉爾，後者時任惠康基金會負責人，這是倫敦壹家支持健康研究的基金會。法拉爾理解這麼做的意義，很快安排了壹個國際科學家小組的電話會議，討論該基因組令人困惑的地方及其可能的起源情況。該小組包括杜蘭大學的羅伯特·加裡和其他拾幾個人，其中大多數是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歐洲或英國傑出科學家，如愛丁堡的蘭博特、荷蘭的馬裡恩·庫普曼斯和德國的克裡斯蒂安·德羅斯特恩。參加電話會議的還有時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和時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福奇的上司弗朗西斯·柯林斯。就是在這次著名的2月1日電話會議上——如果你相信壹些批評人士的說法——福奇和柯林斯說服其他人壓制了病毒可能是人為設計的觀點。-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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