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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08-19 | News by: 纽约时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健康新闻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接着，乔恩·斯图尔特出现了。2021年6月14日，这位喜剧演员在斯蒂芬·科尔伯特的节目中以超群的自信和超凡的浅薄宣布，他有理由确信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你看名字就知道！”他喊道。“看名字！”事实上，斯图尔特把这个机构的名字搞错了——他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称为“武汉新型呼吸道冠状病毒实验室”——城市的名字他倒是没弄错。我们不知道科尔伯特那数百万观众在不在乎这些。
整个2020年和2021年，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专业知识的科学家们也很忙碌，尤其是分子进化病毒学、兽医病毒学和分子系统发生学（通过比较基因组绘制家谱）领域。他们的努力为天平另一端的自然起源说法添加了数据和分析。
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和三名西方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武汉的生鲜市场——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华南海鲜市场，还有其他三个市场——都有许多档口出售供食用的野生动物。这其中包括貉、果子狸和马来豪猪。许多动物身上的伤口似乎是枪或陷阱造成的，这表明它们是从野外捕获的（与农场饲养的野生动物不同），但缺乏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求的用于合法销售的文件。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疫情的蔓延，地方当局有关闭市场（就像他们在2020年1月1日所做的那样）并隐瞒当地执法人员忽视的任何违法行为的动机。如果假设中国有掩盖实验室泄漏的动机，值得记住的是，他们也会有其他类似的动机——包括那个价值700亿美元的全国产业——来掩盖具有毁灭性后果的市场泄漏。
2022年7月发表在《科学》上的另一项研究，第一作者是迈克尔·沃罗贝，合作者包括埃迪·霍姆斯和马里恩·库普曼斯等人，论文考虑了2019年12月以来超过150个Covid-19早期病例的空间分布模式。沃罗贝和同事们发现，在市场附近生活的病例中不仅有华南市场的顾客和工人（以及与这些顾客和工人有接触的人），还有一些与市场不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人。因此，如论文标题所示，市场是疫情的“早期暴发中心”。
大约在同一时间，沃罗贝和其他共同作者进行了一项不同但相关的研究，研究了SARS-CoV-2谱系的形状（这一次乔纳森·佩卡尔是第一作者）。结果是出乎意料的。通过比较大流行开始时采集的人类样本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它包括从主干分出的两个粗大的分支，然后每个分支爆炸成许多微小的茎，没有中间分支。
这两个主要分支是病毒的谱系，分别被称为谱系A和谱系B，五花八门的病毒都是从它们产生的。B谱系更为高产和成功，是全球大部分Covid-19病例的来源，包括与市场直接相关的所有早期病例。在该市场被立即关闭后，中国小组对其进行了抽样检查，在市场中也发现了A系病毒。A系病毒的污染出现在一副被丢弃的手套上。住在市场附近的两名患者体内也发现了A系病毒。佩卡尔和同事们对病毒的树型——那两个大分支，然后每个分支上都长出了小枝——做了高科技分析，并得出结论，病毒可能多次进入人体。他们判断，人类感染的暴发很可能有（至少）两个互无关联的起点。
为什么这个发现很重要？与两名分别受到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带着感染各自前往同一个市场相比，一个市场摊位上的受感染貉两次向人类传播这一场景的可能性更大。这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原因：正如乔恩·斯图尔特试图指出的那样，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确实位于武汉市，但它位于长江的另一边，与华南市场的直线距离超过11公里。
从今年年初开始，自2020年到2022年稳步积攒人气的实验室事故说又得到了几次推动。2月2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拜登总统早些时候指派研究来源问题的机构之一美国能源部提出了新的判断。此前并未得出结论的能源部现在认为，虽然属于“低置信度”，但这次大流行很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开始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是从“一份机密情报报告”中得知这一结论，报告本身无法供公众查阅，但已提交给白宫和“国会关键议员”，具体是哪几位议员尚不得而知。
第二天，CNN的网站发布了一篇后续报道，称三位同样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告诉CNN，能源部的转变，部分是基于有关武汉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信息，这是该市另一家与疾病相关的机构，距离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超过11公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知道武汉疾控中心前不久刚刚搬迁，离华南市场只有几百米。让我不安的是，我突然想到，正如沃罗贝和他的同事们分析的那样，从疾控中心泄漏的病毒可能符合市场周围早期病例的空间聚集性，而从假定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病毒却不符合。
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CNN或其他任何新闻媒体都没有再报道这一引发争议的观点。有人提醒我，武汉疾控中心直到2019年12月2日才搬到市场附近的新址；这个日期，再加上实验室工作恢复工作可能需要的时间，或许同最有可能在11月底开始的病毒暴发无法匹配。无论如何，两个与中国研究界有良好接触的不同消息来源告诉我，武汉疾控中心（与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不同）在大流行之前没有冠状病毒研究项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出生在中国的独立记者简·邱（音）补充说，武汉疾控中心的任务主要是疾病监测等技术任务，而不是研究。（由于简·邱的消息来源在中国面临潜在危险，他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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