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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08-19 | News by: 纽约时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健康新闻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最近，在6月中旬，我之前提到的Substack文章发表了，声称胡犇和石正丽实验室的另外两个人是“第一批感染病毒的人”，因此是大流行的起点。这篇文章由迈克尔·谢伦伯格和两位合着者发表，引用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未具名消息来源。胡犇是2017年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该论文描述了石正丽团队在中国南方一个洞穴（不是墨江矿）的蝙蝠中发现了与SARS-CoV-2相关的多种冠状病毒，并对其中三种病毒进行了实验研究，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研究具有风险性。根据谢伦伯格及合着者的说法，胡犇和另外两名科学家在2019年11月感染了“类似Covid-19的疾病”，这表明他们是实验室泄漏的渠道。胡犇本人在给《科学》杂志乔恩·科恩的电子邮件中断然否认了这一指控：“我在2019年秋天没有生病，当时也没有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此外，胡犇告诉科恩，他和两位同事在2020年3月的检测中均未发现近期感染新冠的迹象（即未发现抗体）。
今年3月，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科学家弗洛伦斯·达姆巴雷发现了另一组有趣的证据，它失踪已久，但现在被发现了。这一事件影响了人们对实验室泄漏说的看法。这组证据就是2020年初在华南市场收集的基因组数据——来自对门的表面、设备和其他物品（包括那双丢弃的手套）的拭子取样，但此后一直被封存。这些数据被泄露了，也许是因为不小心，达姆巴雷足够警觉地发现了它们，并认出了它们是什么。包括沃罗贝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在数据中发现了一种模式：含有貉DNA的样本和含有SARS-CoV-2片段的样本（以及一些同时含有这两种片段的样本）非常接近，这些样本来自市场西南角的摊位，那里的野生动物被当作食物出售。在病毒附近也发现了马来亚豪猪和阿穆尔刺猬的DNA，但由于貉被证明对SARS-CoV-2易感，因此格外受人关注。
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是貉将病毒带入了市场。但他们为这一设想增加了合理性和细节。
尽管有来自达姆巴雷小组的披露，实验室泄漏说仍然得到强烈的民意支持，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国。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截至2023年4月，62%的意大利受访者、56%的法国受访者和5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实验室泄漏说最令人信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决定（或感到困惑）的人，只有少数人接受自然溢出。早些时候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其他国家，与实验室相关的假设甚至更受欢迎，从肯尼亚的73%、匈牙利的64%到巴西的58%不等。
公众倾向于实验室外溢假说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在我看来，实证证据优势不是其中之一。我同意对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但支持这种可能性的大多数论据都归结为对某种情况的猜测和毫无根据的指责。
以单数形式描述“实验室泄漏假说”自然是具有误导性的。实验室泄漏假说有许多种，就像自然溢出假设有多种发生方式一样。杰米·梅茨尔和其他一些批评人士更偏向于“研究相关事件”这一涵盖范围更广且温和的说法。它涵盖了几种可能性，包括可能由拙劣的功能性获得研究引发，无论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是武汉疾控中心，或者某个未知的地方，这样的研究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新型混合病毒，从有故障的高压釜逃逸，或通过感染了技术人员或研究生而溢出。（该假设的支持者以一项名为“DEFUSE”的资助提案为论据，该提案由生态健康联盟于2018年向美国国防研究机构提出，但从未获得资助，其意在资助一些在批评者看来具有潜在危险的功能获得研究试验。）另一种“研究相关”的可能性是一场噩梦：中国的某种生物战计划故意制造了一种致命的病毒，但某种灾难性的失误让病毒逃逸到世界上。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名科学现场工作人员在从墨江矿洞等地的蝙蝠身上采集样本时被感染，石正丽的团队就是在那里发现了RaTG13。
它们都很生动，但并不都合乎逻辑，在我看来它们并不能相互佐证。例如，如果来自墨江矿的野生冠状病毒能在人类之间感染和传播，那么在鲁莽或恶意的实验室工作中，它就不需要插入呋喃裂解位点。如果它在2013年感染了一名野外科研工作者，而该工作者回到了武汉，那么病毒又在哪里徘徊了六年，然后到2019年才在该市的人群中暴发？如果这种病毒是在石正丽的实验室里，使用复杂的基因编辑方法进行改造的，或者是通过细胞培养物或活体小鼠传递一种危险性较低的病毒而转化成这种危险的病原体（这似乎有些牵强），然后逃逸出去，那么墨江矿及其险恶而又精彩的叙事就瓦解了。换句话说，各种与研究相关的事件假设可能都是合理的（合理的程度不一），但它们互相矛盾。你不能把它们都堆在磅秤上，然后根据它们的总重量来判断是非自然起源的可能性。
实验室泄漏说的拥护者一直专注于石正丽和她的实验室，但重要的是，要记住，石正丽的职业成就是发表研究成果和发布有关野外发现的潜在危险冠状病毒的警告，而不是对其进行保密。如果在2018年或2019年，她的实验室里有这样一种极其危险的病毒——类似于最初的SARS病毒，但具有适合人类感染的受体结合域和呋喃裂解位点，这些特征可能会使它更加危险——她可能会在权威期刊的页面上宣布这一重要发现，这不仅会给她带来职业上的益处，也会让全世界受益。但她没有这么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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