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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9-01 | 來源: 英國那些事兒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移民故事 | 字體: 小 中 大
2007年，彬仔（化名）在紐約目睹了父親出車禍的全過程，他死在他眼前。
自那之後，彬仔停了在唐人街面包房的工作，整日將自己關在房裡，對牆壁說話。
2009年，他幾乎全裸著跑出家門，慌張地說身後有日本殺手在追殺他。母親用身體擋住房門，他捉起壹把刀，刀口對准的是自己。
那是彬仔第壹次住進精神病院。
（特制的拘束衣，示意圖）
此後近拾年間，彬仔往返於醫院和社區的康復中心，但效果不佳。有壹次他跪在醫生面前，求醫生“給他打壹針”，因為“活著實在太痛苦了”。
彬仔的母親黃玉萍（音）不知道該怎麼幫助兒子。她在壹家日托中心打著最低薪資的工，不會說英語，也無力全天候地照顧他。
絕望的情緒彌漫在母子之間，黃玉萍自己也開始吃抗抑郁藥，她說：
“那些日子，我祈求老天爺讓我早點死，這樣我就不用看到兒子受苦。”
這種情況到柒年前才發生好轉，那時黃玉萍了解到下東區有壹個康復中心，接待的基本都是中國移民。
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她替兒子報了名，如今的彬仔時常蜷縮著陷進椅子裡，臉上的表情很難讓人看清。
他總是顯得悶悶不樂、百無聊賴，但每周伍天，他都風雨無阻地出現在這。
柒年了，彬仔再沒住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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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壹切都仰仗於康復中心主任，瑪格麗特·賴（Margaret Lai）的悉心照料。每當她見到彬仔出現煩躁情緒，就會給黃玉萍打電話，討論如何處理。
黃玉萍說：“如果沒有她無微不至的照顧，他不會有現在的生活。”
賴主任在下東區開的這間康復中心，是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中國移民而專門設計的。
這個不到伍拾平的小房間裡，各色福字與中國結點綴其間，牆上是手寫的標語，音響裡傳來幾拾年前的流行歌。
（康復中心的牆面）
這裡常年收治著拾幾個病人，和彬仔壹樣，他們曾在醫院與醫院間輾轉，最終在這裡看到希望的曙光。
他們經常圍著桌子打太極拳，學習如何管理情緒，和家人共處。
最典型的情景是這樣的：賴主任在白板上寫下“尊敬長輩”、“閱讀報紙，跟世界保持聯系”等建議，帶著壹群病人大聲朗讀。
賴主任最強調的壹點，則是“守時”——其實就是按時看病吃藥。
她用廣東話問病人們：“如果你們錯過了吃藥時間，會有什麼後果？”
“住院！”他們異口同聲地答。
“你們想住院嗎？”
“不想！”
“那應該怎麼辦？”
“按時吃藥。”
（賴主任帶病人們打太極）
考慮到在場的多數是中老年人，這壹幕顯得多少有些滑稽。然而對於這些身處異國他鄉，無法理解紐約這個鋼鐵叢林的移民來說，這也許就是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救治了。
可是，就連它也隨時有可能倒閉。並且你已經找不到紐約第贰家類似的機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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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主任身高還不到5英尺（1.52米），嗓門不大，但只要壹開口，就能讓所有病人都安靜下來。他們都聽她的。
但賴主任今年已經68歲了，早該退休了，只是放心不下這些病人才撐到現在。
（賴主任在辦公桌前）
去年中心唯壹壹名社工辭了職，僅剩她壹個人勉力維持。曾有病人求她每周柒天都開門，她沒同意，說自己該退休了。
壹石激起千層浪，病人們好像壹下沒了主心骨，語無倫次地說自己無法想象沒有賴主任生活會變成什麼樣。
賴主任安撫道：“放心，如果不能確保你們今後還能得到良好的護理，我就不走。”
但她其實比誰都清楚，這個諾言靠她自己兌現不了。
中心始終缺壹個會說中英雙語的社工，招聘啟事貼上去壹年了，只收到叁封簡歷，沒壹個符合要求。
招不到人最大的原因，還是薪資太少。
賴主任沒有透露社工職位的具體薪資，但她明確表示，就連她自己賺的也並不比紐約的臨床社工高多少，而後者的大約7.6萬刀壹年。
社工的薪資顯然不會比賴主任本人還多，再考慮到紐約的物價......
（寸土寸金的紐約，示意圖）
退壹步說，就算能開出不錯的薪資，能不能找到會雙語的人才也是未知的事。
據曼哈頓另壹家康復中心的工作人員伊蓮·何（Elaine Ho）的說法，這種人才基本只能社工專業的留學生中找。
他們又不是美國公民，那就得為他們提供工簽、綠卡贊助，這就是至少幾千刀的花費，大多數非營利組織都負擔不起。
由於招不到人，賴主任目前管著所有的事：帶病人、填寫政府監管機構要求的各種費心耗時的文件，以及最重要的，籌集資金，因為國家資金根本不夠用。
這就要說到紐約對於精神病患的處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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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美國精神病院虐待病人的各種丑聞層出不窮，民間於是發起了“反機構化運動”，意思是讓病人回歸社區的康復中心來穩定病情，而不必壹直住院。
（過去精神病院的糟糕設施，示意圖）
在如此背景下，賴主任開設了她的康復中心，但這裡與其叫“康復”中心，不如叫“穩定”中心。
因為它的重點在於穩定病情，而非治愈，病患需要常年來參加活動。其實賴主任帶的時間最長的壹個病人，已經來了叁拾多年了.......
以如今的眼光看，其實很難說這種治療方式是合理的。
到2000年後，紐約開始以治愈病人，讓他們回歸社會為目標。到2010年擬定了壹個叫“個性化康復導向服務（Personalized Recovery Oriented Services，PROS）”的指導方針。
此後PROS治療下的患者就不需要每天去康復中心了，經過幾年治療，最終也能回歸社會。
無論是從財政還是治療效果上，PROS都顯著比之前的“穩定”方案好很多。
（壹次典型的PROS聚會，示意圖）
所以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采用PROS，2005年全紐約州采用老方案的機構足有190個，到今天就只剩11個了，面向亞裔移民的更是只剩賴主任這壹個。
問題是，無論PROS有多少好處，都得建立在壹個基礎上，那就是患者至少得明白治療師在說什麼，理解為什麼他們最終需要獨立生活、回歸社會等等。
然而賴主任面臨的情況是什麼呢？
這些老壹輩移民，往往對心理疾病認識不夠，又對“精神病”叁字諱莫如深。不拖到發病絕不去看醫生。
據賴主任聘請的客座精神科醫生陳新林（音譯）說，“當病情還處於早期或中期時，人們會盡量保守秘密，絕不說出去。”
“老壹輩人還愛采用民間偏方，比如吃香灰喝符水.......他們認為自己是‘魘住了’，用偏方就能驅走鬼魂。”
（香灰，示意圖）
“還有人根本沒想到精神疾病這壹層，認為自己是身體出了問題，拖到很嚴重才去看醫生，這才發現是精神問題......”
要他們去參與PROS，向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真是比殺了他們還難受。
這些病人也不是沒有嘗試過融入社會，可社會不想要他們。
他們不會說英語，唐人街也沒有幾個老板會容忍店裡存在這樣的風險因素。
幾年前，彬仔曾經試著去唐人街的面包店應聘，不要工資。結果只幹了半天就被老板發現情況，幹淨利落地遭到了解雇。
賴主任這間小小的康復中心，是他們除了家裡之外，唯壹能敞開心扉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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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訪問的那天，有兩名成員缺席了，其中壹個是小麗（音）。她早上給賴主任請假，說醫生增加了藥量，她的頭腦很亂。
賴主任囑咐她做壹些呼吸練習，好好休息，多喝水——像壹個真正的亞裔長輩。
另壹個人是阿文（音）。他獨居，沒人知道他的行蹤，打電話也不接。
賴主任給他哥哥打電話，病人們在底下大聲猜測，或許是發病了、住院了、迷路了，最壞的情形，是死了。
這事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前些年疫情導致線下見面中斷，壹名病人怎麼打電話都不接。賴主任擔心起來，給他家的樓管打了電話。
最後警察消防都來了，撬開門發現他躺在床上，已經沒了呼吸。
（示意圖）
這也正是賴主任堅持老辦法的原因，她知道，如果不天天見面，就可能突然失去某個病人的音訊。
病人們猜著猜著，賴主任的電話響了，是小麗的丈夫打來的，說小麗出現了幻覺，被送到醫院了。半晌沒人說話，都驚呆了。
幾分鍾後，電話鈴又響起來，這次是阿文的哥哥，說阿文已經找到，原來是發病了，大發脾氣，拒絕跟任何人交談。
就這樣，大家還松了壹口氣，因為至少沒人死掉。
記者問賴主任，如果這些病人永遠面臨著復發的風險，如果他們永遠無法獨立生活，她又該怎麼看待自己這壹生的工作呢？
賴主任回答：“他們取得的任何壹點進步，無論多麼微小，都讓我欣慰。你只能以年為單位衡量他們的進步。”
接著，賴主任帶領病人進入了他們最喜歡的環節：唱歌。她有個筆記本，裡面記著84首老歌的歌詞。
那天賴主任將筆記本遞到彬仔面前，希望他唱兩句。照他往常的性子，他會搖搖頭，心虛似的瞟向別處。
但那天，也許是因為記者在場，彬仔將筆記本接了過去，慢慢地翻了幾頁。只聽壹個顫抖的男聲在小房間裡響起：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們走過了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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