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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09-01 | News by: 北青深一度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初中时，陈可莹的成绩一直在年级20名左右，有一次考到了更高，她在回家的车上“哈哈哈”地开心着，徐云丽马上打断她，“你看你又翘狐狸尾巴了！你为什么只有12名？想去xx学校，必须要到年级前五”。
陈可莹的饮食起居也被牢牢控制着。衣领要叠成直角，她不能点外卖、喝奶茶，只能吃家里低油低盐的饭菜，每天早上还要喝下一把掌心大小的营养素片。
初二的一次英语考试前，陈可莹感觉自己出问题了。她突然失控地崩溃大哭、抓头发，在床上扇自己耳光。作为对母亲的抵抗，她在期末考试中故意答错一些题，成功地让排名掉到了90多。
徐云丽反应异常激烈，一边打骂陈可莹一边扔书，“滚出去！”“不要认我当妈”。整个假期，陈可莹都被反锁在家里预习初三的知识。学到视力模糊，徐云丽带她去了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医生说这不是近视，是在小空间呆太久了，要去广阔的地方看看。
陈可莹问过母亲，“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好成绩，你还会把我当你的小孩吗？”她记得母亲的回答很冷血，“当然要考个好成绩，不然你能干什么？”她感到从那时起，自己彻底崩溃了。
高中时期，陈可莹开始住校。尽管周末回家的时间短暂，吵架还是难以避免。压抑之下，陈可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一次回学校的路上，她试探着问母亲“如果有一天我去死掉会怎么样？”“去死啊！又不见你去死，你赶紧去死给我看呐。”陈可莹下车了，她再没和母亲说过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徐云丽的世界里，她为了培养女儿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精力，什么都帮她做，希望她出人头地。虽然嘴上常常挂着难听的话，但女儿在徐云丽心里是“天使一般”的存在，她爱她，“可以为了她去死”。
陈可莹被确诊为抑郁症后，徐云丽一直无法理解，她不断地问心理治疗师，“不可能吧，我对她那么好，为什么？我女儿到底是不是有病？”
这是很多父母得知孩子抑郁后的最初反应。文汉宜说，大部分父母都不愿相信和接受孩子患有心理疾病，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也存在问题。
接受后续治疗之前，所有的家长都被邀请参加一堂关于青少年抑郁情绪科普的课堂。心理治疗师杨睿来每次都会强调孩子的个体性差异，“比如一个女孩被同学问了一句，‘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扎头发？’体质好的孩子可能不受影响，但先天体质较弱的孩子，性格更敏感，或许会不断回想：对方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头发丑？是不是在嫌弃我？”
因为一句话的小事而陷入巨大的念头里，在一些家长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杨睿来又举例，“假如今天孩子放学回家说自己因为被老师误会上课讲话而被骂了，你们会怎么想？”一位父亲举手，“老师这样做很正常，我会给孩子分析老师为什么会批评他”。
这样的时刻，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似乎并不相通。杨睿来介绍，许多父母对自身感受的觉察力较弱，“此刻的情绪是焦虑、心疼还是难受？如果家长对自己的情绪都是麻木的，就更难体会孩子的心情了，更不用说提供情感支持。”
一堂角色扮演课
对于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的青少年，家庭治疗是较为推荐的心理治疗方式。心理学家李松蔚曾在博文中介绍系统式家庭治疗师弗里茨·B.西蒙的观点：家庭是一个致力于保持自身平衡的系统。这个系统里任何一个人发生了变化（不见得一定是坏的变化），都会让这个系统面临失去平衡的危险，系统里的每个人都会自发地做一些调整，设法让这个系统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只是治疗孩子的病，却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因为只有整体的变化，才能形成长期且有意义的新稳态。
但医生指出父母的问题后，他们就愿意接受治疗吗？李艳介绍，仍有许多家长难以意识到家庭作为系统对孩子的影响，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甚至有父母“像保姆一样”陪同孩子来到治疗室，但就是不进去参加。还有的家长找到李艳的诊室门口下跪请求给孩子加号，但后续治疗时又消失了。
她接手过一位治疗了三年的患者，每次父母吵架，孩子惊恐发作，母亲就把孩子带来治疗，自己从不参与，认为他们的婚姻关系与孩子无关，“别的父母也这样，为什么别的孩子不病，就他病了？”由于治疗效果有限，母亲又提出想优化孩子的治疗方案，李艳拒绝了，“只有你俩改变，治疗才有效果”。
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从2018年开始较为集中地开展家庭治疗，但由于患者数量大，治疗资源有限，能接受一对一治疗的家庭数量不多，大部分心理治疗以团体的形式进行。每次10-20个家庭参加，内容包括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正念练习等。虽然家庭治疗通常要求父母和孩子共同参加，但文汉宜发现青少年在父母面前往往是沉默的，很难顺畅地表达自己，于是决定把父母和孩子分开，先各自治疗，等孩子情绪稳定后再一起参与家庭治疗。-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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