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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09-06 | News by: 燕园1981卌年回眸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九〇年十二月的毕业典礼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是从外州赶回去参加典礼的。几个月没见面，大家觉得分外亲切，我和他一直轻声地谈各自的工作，对物理学，我是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干得很出色。已经有好像不止一所学校有意要聘用他。他打算再干一阵“博士后”就应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为他高兴。
如今我拿出在毕业典礼上所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边，脸上挂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真是十分痛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和亲爱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枪击事件之后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基督徒。将来在我们天上的家里，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想，我可以称ANNE·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除了这一层师生关系，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的往来，我和其他学生都称她ANNE。我头一次遇见ANNE是在八六年感恩节在我指导老师Dr. Clifford家的为国际学生举行的感恩节晚会上。这是ANNE和我的老师十年来保持的一个传统，每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她们两人轮流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我们这些远离家人的国际学生们。
Dr. Anne Clearly（克黎利教授，1934.12.12 —1991.11.1）
她出生在中国，对中国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几年前去上海找寻她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经历。虽然她很遗憾没能找到，可是对上海市民的热心和乐于助人赞不绝口。
八五年她和我老师再次去中国，代表爱荷华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签定学术交流的计划。并在国内举办多次学术讲座。
从中国回来时，她带了一大包中国高考中用的物理、化学和数学试题，并让我找人把它译成英文。她的中国同行们认为选择题不能测出学生深层次学习的思维。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测量专家，她决定做一套例题给他们。她说：“I take the challenge.”(“我接受这个挑战。”)
目睹中国高校图书资料的匮乏，她和我老师发动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为中国捐书。我记得共捐了一千多本，我老师让我负责打包邮寄，限重六十五磅的邮包共寄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对国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记得有一年在她家里过圣诞节，熙熙攘攘地大约来了四五十位国际学生和他们的家人。ANNE准备了圣诞节大餐，还煞费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中国学生扮演圣诞老人。当这位圣诞老人打着哈哈，背著一只大塑胶袋进来时，不但孩子们欣喜若狂，以为是梦想成真，就是我们这些大人都在猜测是谁扮演的圣诞老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件礼物，男士们或是一本记事本，或是香水；女士们或是钱包，或是化妆品；孩子们则是书或学习用品。每个人都体验到那一份家庭的温馨。
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试着像她那样为离乡背井的学生们做点什么。这才发现那并不容易。不光是钱的问题，没有对学生的那份爱心，没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这些。
在学术上，她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记得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因一个统计方法用得不合适，被一位教授穷追猛打，搞得我疲于招架，狼狈得很。轮到她发言时，她说：“我本来也准备了几个刁钻的问题打算问你，现在看来不必了。”然后把她对论文的意见逐条说来。我至今对她的网开一面而存感激之心。
她对学生学习的成就由衷地高兴。九〇年十二月我回去参加毕业典礼，我老师在家设宴欢迎我们全家，她带著她最拿手的冰淇淋蛋糕来参加，一坐下便说：“我想让在座的每一位知道，为了庆祝红雨毕业，我多年来第一次破例，没有参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锻炼。”九一年四月我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开年会遇见她，她还问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爱荷华大学的五年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国学生。她所主持的“大学测试中心”曾资助了多位中国学生完成学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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