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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9-08 | 来源: 南方周末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卢俊杰/图）
这几年，社交媒体出现了大量对“90后”“00后”断亲现象的讨论。“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是旧俗语、也是新现象，不同于以往，这届青年的断亲似乎更加强烈。社会结构决定群体生活方式，从青年“断亲”的背后，我们得以探见他们所处的转型中的社会变化，管窥其中的速度与方向：“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传统大家庭的退化、核心家庭的兴起，新世代的低生育意愿，更加科层化的社会关系……
张蔓在波兰家中花园拍下的彩虹（受访者提供/图）
退群
刚发现自己被拉进家族群，张蔓没有犹豫，立刻点击了“退出群聊”。和界面一起消失的名字，密密麻麻，全是张蔓熟悉的亲戚，大部分不是她的微信好友。
2022年夏天，29岁的张蔓出国读研，发了一条朋友圈，一个很少在朋友圈活跃的堂哥点了赞，张蔓吓了一跳，原来还有“漏网之鱼”。她赶紧处置了和这位堂哥的微信关系：把对方设置成“仅聊天”，这是张蔓加亲戚微信时的惯例。
从大三开始，张蔓就把“过年回家”的任务精简到只剩一道“年夜饭”的程序。吃完年夜饭就走，从不留下过夜。她不愿意在正月去各个亲戚家拜年，不想听亲戚们聊那些“谁家挣了多少钱，谁家儿女结婚了”的话题。
张蔓2022年结婚，丈夫是波兰人，他们在中国交往四年，最后决定去波兰结婚、定居。为了此后工作便利，张蔓顺便申请去国外读研。直到今天亲戚们都不知道张蔓结婚了，更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波兰人。被他们知道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流言蜚语：“我是不是倒贴？我对象是不是很有钱？彩礼多少、嫁妆多少？我是不是崇洋媚外？是不是为了国籍结婚？”张蔓称自己的这一想象来自于长久相处的经验。
前几年春节期间，张蔓的堂姐先后带回家两个对象，家里亲戚都不满意，嫌弃第一个对象个子矮（堂姐身高1米6左右，男孩子身高大约不到1米7）；到了第二个，说还不如第一个，嫌弃的情绪没完没了。后来又扯到堂姐养的狗，说是狗妨碍人找对象，要把狗送走。
叶文的读书笔记（受访者提供/图）
正聊着，一个伯伯转头问一旁的张蔓，“你有没有养狗？”
“没有”，张蔓的回答让伯伯很高兴，“你看终于有个年轻人是正常的，不养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
“我养猫，”张蔓紧接着补充，她看着那个伯伯的脸“一瞬间就像瀑布一样拉了下来”。
说不上来亲戚的议论对最后的结果造成多大影响，堂姐的这两任对象最终全部告吹。而做“坏孩子”似乎给张蔓带来自由，她不需要听从亲戚们的意见，“反正我从小就是你们眼里不听话的那个，你们怎么说我我不在乎。”
薛颖曾经是那个在乎的小孩，她比张蔓小两岁，今年28岁。起初，她是大家族里倍受宠爱的那一个。学习成绩好，在学校当了9年班长，长相出众，家境好，这是薛颖对自己受宠爱原因的总结。她记得小时候，每周都会去姥姥家吃饭，亲戚们住得近，都在同村或邻村。妈妈的同辈娘家人里，大多就近在村里找对象，条件相近，只有薛颖的爸爸是大学生毕业，收入也高于其他人，被羡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那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好像生来就是掌上明珠，众星捧月。”
情况反转很快，一场拆迁，姥姥所在的村庄迎来重新洗牌。姥姥家的房子留给了薛颖的舅舅，妈妈娘家亲戚多数实现了经济飞跃，而薛颖一家在这场一夜暴富的游戏中一无所获。几乎同时，他们家还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投资失败，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这是薛颖断亲的导火索。妈妈不想被外人议论家里的情况，薛颖开始觉得自己在亲戚们中活得“遮遮掩掩”，不想再和亲戚们往来。如今，薛颖已婚，在外数年后回到老家备考本地公务员。她的亲戚同样在社交媒体“躺尸”，被设置为“仅聊天”。这几年薛颖从不参加家族活动，哪怕红白喜事，“就当我这个人不在本地。”
如张蔓、薛颖这样不同亲戚往来，正是当下社交媒体热议的“断亲”。“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这句民间俗语形象地表达了亲戚关系的客观弱化现象。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一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和少子化，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更为激进的“断亲”，发生在37岁的叶文身上，他甚至断掉了原生家庭。小时候，叶文是湖南新宁一个村里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都去了广东东莞打工，长久的分离贯穿叶文的少年时代。后来他高考落榜，复读两年依然成绩不好，没有大学可上。做摄影学徒、开摄影工作室、喜欢文学、创作工人诗歌，这些是叶文成年后的生活，也是不被家族乃至父母理解的部分。
叶文一直记得初中一次放寒假，母亲来学校接他回家，扛着他的箱子走在前面，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穿过宽广的农田。那天他看着母亲的背影突然意识到，“母亲只是身体比较高大。我们的思想太悬殊了。”
对于家族、家人，叶文只留一句唏嘘，“他们没有能力，他们理解不了我，也管不了我。”
叶文的老家。小时候，村子里像他一样的留守儿童不在少数（受访者提供/图）
渊源
叶文认为，他和爸爸的关系断在一个钱字上。
2019年，叶文想开一个摄影工作室，向爸爸借一万块钱，爸爸听了借钱的话躺在床上不说话，用叶文的话来说是装死。
叶文继续问，“你借还是不借，说句话。”
爸爸回了句“你的事我管不起”。
这笔钱后来叶文自己凑到了，“其实一万块钱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但是爸爸的态度让他寒了心，他总结自己的处境——独自在外面打拼，身后没有依靠。
叶文曾在东莞一边打工，一边创作。他在散文随笔《在东莞三年普工的日子》中写道：“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里拼搏，是残酷的。城市的门对他们敞开的只有是付出劳动力的工厂。有个打工诗人写得好‘我们抵押着身份证，赌注是身体’。打工是绝望的。尤其是夜班，那不是夜班，是我们命运的黑夜。在我眼里，时间比金钱值钱得多。同事不理解我为什么尽量不加班，因为我觉得，加班费那点钱，是死的，青春要比加班费贵得多。一直以来，我对父亲的命运思索着。这使我的思想走上了极端：要么跟父亲一样枯瘦，一无所有；要么让我来扭转这一切。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我选择了看书，通过知识改变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文学。因为这种投资成本小，只要脑子灵活，能花时间去学习思考便行了。”
他在亲缘、家庭关系中，寻求不到想要的理解。在诗歌《自画像：名字》中，叶文写道：
你的名字支离破碎。你说
你是一个被名字所牵累的人
你未出世，你的爷爷给你预订了艳
而你户口薄上却是叶
你开中药的单子却是乙
你读初中时自作主张地改成宴
你的工号牌上却是业
你被撕得支离破碎
疼痛的时候，你说
我什么都不要了
你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就改成爬藤
你说，青郁的藤爬满了墙
美丽，青春，阳光，活力
薛颖常去的茶馆（受访者提供/图）
“爬藤”是叶文给自己取的笔名。在村里、在家族中，叶文让父亲没了面子。回想起来，他觉得父亲之所以不愿意借给他钱，是因为父亲觉得自己不听话，脱离了原生家庭的掌控、背离了他们的期许：老大不小了不结婚不生子。村里人都觉得叶文“没救了”，常常跟别的年轻人说“你们不要向叶文学习”。
与叶文的个人选择不同，张蔓一家在家族亲戚圈里的处境，是有漫长渊源的。张蔓的爷爷是残疾人，一只脚跛了，经济状况不好。从张蔓出生起，她看到的大爷爷和堂大伯的房子就是两层高的砖瓦房，爷爷一直住着用泥巴和石块建成的土房子。爷爷的房子和大爷爷的房子是挨着的，中间只有1.5米的间隔，堂大伯的房子又挨着大爷爷的房子。两栋砖瓦楼和一间土房子就这样并排矗立多年，直到张蔓的爸爸出来工作，家境转好，才重修了爷爷的房子。
张蔓听爸爸讲过一件事，堂叔练毛笔字，练完的宣纸留在桌上，毛笔字写在米字格里，格子中间还有空位，爸爸也想练，就用桌子上的笔墨在空位里写。堂叔看到立马就把废纸收起来了。“就是这样瞧不起，已经是废纸了，练一下都不行。”多年后张蔓听到父辈往事，忍不住强调。
在张蔓一辈，她有个比自己大十几天的堂姐，堂姐从小更听话，成绩更好。两人上学一直都是同级，堂姐高中的时候以特招生的身份上了当地的名校，被当成“清北选手”来培养，高考时整个家族对堂姐寄予厚望。张蔓则一直成绩平平，初中时还赶了“非主流”的风潮打耳洞修眉毛，在亲戚们眼里就是“不成器”。后来高考结果出来，堂姐和张蔓的分数都是只能上普通一本，那段时间堂姐的父母一看到张蔓就开始恭喜她，说她是“超常发挥”。
后来录取结果出来，堂姐的学校在山东，张蔓的学校在上海。在家族圈里，张蔓反而成了那个拥有“大城市”光环的人。大爷爷家的一个姑姑问张蔓，“怎么她（指堂姐）去了山东，你倒去了上海？”
这让张蔓不舒服。“我觉得他们对我，对我们家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可能觉得他们天生更优秀还是怎么着。”
“攀比”也发生在最终选择断亲的薛颖身上。每次回老家，薛颖都能看到，楼下有一堆叔婆坐在一起聊天，谁从楼下走过，都要接受一群人的集体注目，注目礼过后很可能是无止尽的八卦，这让薛颖抗拒去那个地方。
薛颖结婚时没有办婚礼，她不想沦为别人的谈资。在薛颖看来，婚礼只是一场表演，是相互攀比的竞技场，迎亲的是什么车，在什么酒店办宴席，套餐什么规格，婚纱什么价位，老公帅不帅、有没有钱，这些都会成为谈资。“我为什么要花我本该享受的钱去让别人看我的隐私，再拿去跟别人比较？”
决定断亲，是想斩断这些亲戚的眼光，薛颖厌恶这样的攀比。这是家道中落之后才有的意识，小时候她是比较中的优胜者，后来家里出事，巨大的落差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她的心态。原来总向她表示羡慕的表姐现在手握几套房，考上了事业单位。表姐的妈妈喜欢在小区里跟人聊，“我家的闺女一个月挣六千多块钱，单位又发了超市卡”，诸如此类。妈妈听到这些又回来跟薛颖说，薛颖不喜欢听，“人家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过我自己的日子，想要什么自己努力去争取就是了。”
薛颖最近在读的书（受访者提供/图）
出走
家里出事后，薛颖心境有了变化。两年前她离开河北老家，跟随老公去了南方工作。这座南方城市里有很多茶馆，薛颖最喜欢的一家尤为安静，藏在一条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巷子里。茶馆主体是栋老房子，家具用的都是老木头，光线昏暗，院子里小鱼塘的流水声不断，伴着楼上的禅乐，这让薛颖觉得心安。
如今28岁的薛颖，最怀念的还是小学那几年的时光，那是她无忧无虑的童年。暑假，薛颖会和一大家子亲戚一起在姥姥家吃饭，吃完饭和表兄弟姐妹们挤作一堆看电视，看完电视一群人带着游泳圈、泳衣、泳镜、面包、火腿肠去海边玩。从姥姥家出发，要穿过一条火车道，差不多走10分钟就是海滩。小孩子们在海里游泳，大人们在沙滩上坐着聊天。回想过往，那些大人们聊的内容正是让成年后的薛颖反感的“别人的隐私”，但那时候她不觉得，那些“无忧无虑的，特别快乐的，童年的夏天，都如此度过”。
远在异国的张蔓，时常听到家人的抱怨。母亲总在电话里和她讲述亲戚的不好，但抱怨之后还是继续来往，用母亲的话说是“那能怎么办呢，都是亲戚”。张蔓不愿意，她不接受“亲戚”关系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免死金牌”，“我只能接受别人对我好，我也对别人好，这个感情是双向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说对方是我亲戚，我就要莫名其妙地受道德绑架。”
张蔓到波兰定居，妈妈有时会说，张蔓是不管自己了，“但是说现实一点，我又能怎么管他们呢？”张蔓的外婆生病的时候，妈妈为了照顾外婆辞了工作，但这对张蔓来说很难做到。“你要丢弃自己独立的生活，围着一个没有意识的老人转，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你的个人生活就此终结，一直等到老人离世才能再次开启，这太残酷了，我做不到。”
结婚生子是家庭对叶文最大的期望，这是和家人为数不多的交流中固定的主题，叶文总是以装傻或转移话题来应对。有次回去过年，父母逼着他去相亲，相了几个没相中，父母硬要他接受其中一个女孩，他不愿意，一度情绪激动，“你们再逼我，我就去奶奶墓地旁边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他真的去拿了锄头，途中被妹妹死死抱住。这之后爸妈不再逼叶文相亲。但事情没有结束，后来的一年正月，按家乡习俗要给祖先供饭，叶文的妈妈在祖宗的灵位前说道，“祖宗不管事，不让我儿子娶个媳妇，我以后也不供你们的饭了。”
听在叶文耳朵里，“是对我彻底的否定和诅咒，说得好像我会让家里绝种。”那时叶文的收入状况有了起色，他原以为父母会对他改变看法，没想到他还是母亲眼里的罪人。这之后叶文彻底放弃了让父母理解他的奢望，这是他思想上的彻底“断亲”。
逐渐离开家庭和故土的叶文，逐渐摸索到自己的新道路。2013年，叶文在东莞南城的一家影楼当学徒，从此掌握了一门谋生的手艺，不用再做流水线工人。现在，他是一名独立摄影师，生意不好的时候，他就在长沙的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唐诗。他读得细，笔记也做得细，一字一字地研究琢磨。
等到黄金周、小长假，结婚的人多起来，他就要忙着挣钱了。干摄影挣的钱，几乎都用来买了文玩和书籍，他把一个人的房子装饰得古色古香，书架上摆满了古典文学的书籍。他心怀一个文学梦，这是从复读那年就在心里种下的梦想，对于创作，他始终相信自己。-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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