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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10-30 | News by: 海边的西塞罗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发工业革命，以机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随后爆发工人运动，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到一个可忍受的范畴内。之后西方工人们经常喜欢闹罢工，合法性其实也在这里，在他们的观念中，休息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
五一劳动节最早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
这两项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着文化导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认为“偷懒”是一种罪恶，反而承认休息是人的天性。毕竟就连神花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
与之相反，我们文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劳动焦虑”。
《汉书·食货志》几乎是中国最早严肃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献，里面就公开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说的通俗一点，早在汉代，不劳动就不仅是个人问题，甚至还要背负“危害国家经济发展”和导致他人饥寒的罪责——这个思路，从汉代一直流行到近代，村里批斗“二流子、闲汉”，再到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动辄暴论“中国人休假太多”，可谓是一脉相承。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劳动焦虑？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和农业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气候是极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农业主要形式，又是强调高劳动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稻作农业。
两种因素的复合，让我们在农业时代的劳动投入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中国的农民几千年里都被灾荒、饥馑、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干不完的农活所催逼，劳动不仅仅是他们习惯，而且内化为了他们的一种求生本能。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不停地劳动，才能让他们在这片高度内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然而，中国人辛苦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好结果。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的指出，在欧洲爆发机械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代，中国的明清其实也爆发了一场“人口革命”。两场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但最终结局却是不同的。
深入骨髓的劳动思维，让中国人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让他们苦哈哈的埋头劳动。以至于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从畜犁退化到了人犁。
而与此同时，认为偷懒无罪的欧洲人，却用畜力、水力、风力、蒸汽机、内燃机，逐步卸下了人类工作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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