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NEWSDATE: 2023-11-12 | News by: 中国新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张艺谋超生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田风痛恨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作品，要求学生从入学起就必须下生活。他说一些学生的表演“头脑空空，装腔作势”，曾批评司徒兆敦的表演是“形体僵硬派”。
后来成为《大宅门》导演的郭宝昌是班上的活跃分子，在他身边聚集起一批思想活跃的同学。1964年，这批人在“社教”运动中被打成“反动小集团”。田风被认为是“黑后台”，受到严厉批判。他说：“我觉悟不高，看不出来他们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是我的责任。”
司徒兆敦后来回忆，田风的人格魅力和学养如高山仰止，是他们很难企及的，“插柳之恩，没齿难忘”。尤其令学生感佩的，是田风对教育的一往情深。一开学，他就对学生说，他家的门24小时为学生开放。1964年，司徒兆敦毕业留校任教，也与学生做了同样约定。
早在抗战期间，还在重庆时，司徒慧敏就与唐瑜、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丁聪等“二流堂”朋友来往密切，司徒兆敦从小就认识了他们，后来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文革(专题)”中，司徒兆敦因卷入“二流堂”等事件被捕，入狱五年。
司徒兆敦说，生活给了他很多教育。他觉得，人不能直不楞登的，那是要吃亏的，但哪些可以妥协，哪些必须坚持，一定要分清楚。他要求自己，要真实地记录，虽然真话不一定什么时候都能全说，但至少不能说假话。
“普通的脸是最漂亮的”
改革开放后，司徒兆敦担任了78级导演系本科的班主任，这是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首次招生。
当时西方电影很难看到，即便在电影学院也如此。司徒兆敦游历欧美，遍访亲戚和家族朋友，回国时带回了一批录像带。学生们、各地来进修的人和电视台的编导们都去他家集体观看或复制。他和同事周传基、谢飞从国外复制回来的电影，成为了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启蒙教材。
80年代中期，影视圈里最热门的话题是“纪实美学”“长镜头理论”“深焦镜头”“无技巧”“无情节”“生活流”“散文化”??德国的克拉考尔和法国的巴赞的电影理论对中国大陆的电影、电视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誉为“法国新浪潮之父”的巴赞为电影带来了真实美学的新气息。克拉考尔认为，电影的全部功能是纪录和揭示我们的周围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
在世界纪实电影的发展进程中，争论始终贯穿其中，且焦点总会围绕着两个根本性问题：真实还是虚构，客观还是主观。两者的区别常常难以界定，而且不可避免总会与政治民主、社会开放、创作自由等联系起来。
纪实潮流逐渐在中国电影、电视界兴起，其中电视界尤为活跃。司徒兆敦是推手之一。
他认为，纪录片具有个体创作性质和个人审美情趣，与集体创作性质的剧情片相比，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1990年，北京召开自然国际电影节。司徒兆敦发言称，电影有两个伟大，一个是故事片的伟大，一个是纪录片的伟大，没有高低之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看故事片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看纪录片，每个人都是借着别人的故事在看自己的人生。
从78届到98届，司徒兆敦教了20年故事片。临近新世纪之交，带完陆川这届学生后，他对电影开始感到失望，觉得很多电影的审美跟纪录片里的真实人物没法比，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张艺谋有句话很对，电影是非常本土的一门艺术。不了解中国生活，总是从西方故事模仿过来的东西，都是不伦不类的。很多大艺术家，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旦到了西方，拍的东西就全变味了。你没有土壤，包括精神土壤、生活土壤。”
他决定转型，改教纪录片，重新认识中国。在他的努力下，1998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设立了纪录片专业。当时教材、理论、教学方法都很欠缺，作为第一批从事纪录片教学的老师，他只能从头摸索。
他讲课很少讲理论知识和纪录片史，而更愿意分享好作品。这些作品有大师的，有朋友的，有学生的，也有陌生普通人的。有时放一整部片子，只为让学生们看一个震撼心灵的瞬间。
他认为剧情片烂片太多，要求学生大量看纪录片。他说，纪录片所记录的东西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其价值。“不喜欢也得给我看，看够了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普通的脸是最漂亮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