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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3-11-12 | News by: 中国新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张艺谋超生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1984年，司徒兆敦（左一）执导故事片《青山夕照》时的工作照。图/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网站
他很喜欢日本(专题)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学生大多没接触过小川绅介作品，他就用掌中宝摄像机对着屏幕拍回来放给他们看。他说，拍纪录片要记住小川绅介说的，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生命陪伴另一个生命去共度一段人生。
他要求学生一定要学会凝视和倾听，要将摄影机从三脚架上解放出来，灵活地跟踪人物和事件。此外，纪录片不许摆拍、复拍，时间是不能逆转的，事件不可能为你再翻演一次，因此还要有预见性。
司徒兆敦说，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要做纪录片。拍纪录片不存在什么阴暗面、落后面问题，只有真实与不真实。
一名文学系女生曾在西部老家拍了一部纪录片《西部娃》，是司徒兆敦帮助剪接的。影片里，一群孩子在四处漏风的教室里削铅笔，削完把铅笔像宝贝一样放进小盒子里。那些铅笔头最后短到手都捏不住，要插在小竹管里写字。司徒兆敦一边剪一边掉泪，他说太伟大了。
片子拍完后，有人找他谈话，说这部片子在丑化中国，他说不是，这是在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希望在西部。不久后，这部作品得了奖。后来中央决定开发大西部，有人说，这部片子让人们直观感受到开发西部的必要性。
2001年，袁敏入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他曾撰文回忆，那时他常去蹭听司徒兆敦的课。蹭课的人很多，有外系的甚至外校的，司徒兆敦从不按教务处规定清退他们，而是让他们作自我介绍，在潜移默化间融入课堂。整个过程就好像一部纪录片的拍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说，司徒兆敦是90年代中国电视改革、纪实栏目兴起的思想源头之一。他的纪录片理念是一种混合体，既强调电影本体语言，也带着延安时期的新闻学特点，倡导真实，鼓励批判。他推崇“直接电影”，这是一种纪录片流派，认为作品与现实有着直接关系，主张少运用拍摄和剪辑技巧，少用或不用解说词，多用同期声。这种创作实践接近尤里斯·伊文思的主张。
为时代留下备忘录
对司徒兆敦来说，教书并不是他的唯一使命，他更大的目标是推动纪录片运动。
2006年，在司徒兆敦的积极奔走下，致力于华人(专题)纪实影像开发与交流的非盈利机构CNEX成立。该机构的口号是为时代留下“备忘录”，每年拿出150万支持10部纪录片的拍摄。这些影片在国内很多大学和一些国际影展播放过，如2007年的《金钱》、2008年的《梦想与追求》、2009年的《下一代的家园》。司徒兆敦不同意“地下纪录片”的说法，认为应该叫“个人纪录片”或者“非主流纪录片”，而一个社会必然同时存在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声音。
司徒兆敦还免费带出了一批社会生，他觉得这些学生比专业院校生强得多。让他觉得悲哀的是，圈内太多人迷失了，什么赚钱就教什么、拍什么。他再三呼吁，不要只学好莱坞类型片，中国要有中国的电影。日本、伊朗、巴西、阿根廷甚至很多小国都有风格鲜明的电影，这是这一代的电影工作者要考虑的问题。
他习惯用刻录机把电视上的纪录片或相关栏目录下来。在国内开设纪录频道之前，他就每天挨个频道筛选。客厅的大桌案上满是碟片。
有一年，袁敏拍了一部讲足疗技师的纪录片，拿着小样去司徒兆敦家里找他。司徒兆敦像在课堂上一样说：“那我们关灯，拉片儿了。”两人边看片子边交流，一部78分钟的纪录片像上学时一样看了四个多小时。司徒兆敦很支持他记录时代变迁下小人物命运的努力，并细致地提示他哪些地方需要补拍，哪些细节需要修改。-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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