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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11-14 | 来源: 冰点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
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
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
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
“（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
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
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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