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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1-06 | 來源: 新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春香總習慣貶低自己，說這是“下等工作”。但她又常常覺得自己是“享福的”，因為不用像其他保潔員那樣擠在宿舍裡。張小滿去看過這種所謂的“員工宿舍”，是那種老破小區裡六柒拾平方米的房子，連客廳也擺滿了架子床，男女混雜，壹間房可以住進拾柒八個人。
但很多保潔員不太在乎，因為他們常常是連上16個小時的班，早上6點起床，晚上11點半才到宿舍，基本上就是只在床板上躺壹下。
深夜，深圳街頭謀生的人。（圖/餅幹 攝）
在疫情期間，保潔員在不平等結構下所承受的不公也越發顯露。張小滿發現，在那段時間，很多公司為了讓保潔員繼續工作，避免流動，要求他們統壹將鋪蓋、換洗衣服、鍋碗瓢盆等從宿舍帶到寫字樓的地下車庫，打地鋪過夜。
車庫沒有空調，樓頂全是壹天吵到晚的通風機，噪音非常大，無法想象如何入睡。
很多公司並非強制性的，但很多人仍然壹住就是好幾個星期，白天起來上班，晚上睡在車庫的地板上，24小時都在樓裡——因為他們覺得與其被封在宿舍，還不如多拿幾個星期的工資。
春香也想繼續賺錢，張小滿不讓，讓她回家待著。
張小滿覺得，疫情讓保潔員這種維持社會運轉的基礎性工作越發顯得不可或缺，因為如果他們壹天不上班，寫字樓的垃圾就堆成山。但用美國社會學家格雷伯的話來說，母親和她工友們所做的工作屬於“狗屎工作”，對社會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環境糟糕。
春香曾想過轉行去做保姆，但壹面試就失敗了，因為她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會騎自行車去買菜。
她也曾試圖去做58同城那種上門做衛生的鍾點工，但是她識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學不會導航，無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種復雜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罷。
每當這種時候，她都會壹遍遍感歎：如果天下有後悔藥，她小時候壹定去念書。
無效的抗爭
雖然無力改變什麼，但春香從不放棄與不合理的事情抗爭。張小滿記得，母親以前在礦山工作，討薪的時候就坐在馬路上把老板的車攔住，拿不到工錢堅決不走，“我媽在職場上比我勇敢多了，她都是靠著生命那種很強的韌性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因此，春香在當保潔員時很少唯唯諾諾，遇到領導催促或對她的工作指手畫腳，她就會不卑不亢地回應：
“我還在上面，要壹層層地做，我又沒長翅膀，能馬上飛下去。
“趕快去做得有壹個過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孫悟空會變分身，壹飛就能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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