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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2-08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春节专栏 | 字体: 小 中 大
《四个春天》（2017）剧照。
参与聚餐的人们就像赶赴一场由兄弟姐妹组成的社群盛宴，没有请客、没有送礼、没有记账，甚至也没有什么规划，无非是到年关了，有人家挑了个天晴的日子，喊上屠夫，把喂养到一两百公斤的猪——养猪场通常是没有如此出栏体重的——拖出圈宰杀。屠夫一般为男性。虽称他们“屠夫”，他们却不是专门干这个行当的职业人员，他们也是种庄稼的农人，早些年从长辈那里学到本领，能处理刀子进入的角度和深度，并且熟悉抽刀放血的时机。杀猪有搭建灶台、捆绑、宰杀、放血、刮毛、切块、撒盐和晾晒等环节，邻居和住在附近的亲戚都会来搭把手，若不是有私交仇恨，主人家一般不会拒绝谁来，凡在场的，都能找点事做。快到饭点了，挑拣几块好肉，切片下锅，或炖或炒，或是白煮凉拌，请在场的围坐开吃，共享一顿大餐。乡土作家黄孝纪的《一个村庄的食单》（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版）回忆故乡说，屠户是最有口福之人，对于哪些肉材好吃了然于心，他这话没错。或者众人会听从屠户的建议，切割哪块肉、用哪节肥肠，主人家也不好意思藏着掖着。这是未可知的。兴许主人家也不会计较，让大伙儿吃开心就是了。
比较有意思的设置是，烹饪“杀猪菜”的灶台是在厨房外另搭的，比如在院子边沿找一处泥土开挖，掏出一个坑，垒几块石头或砖头加固：像极了小孩子“过家家”！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茧自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2022年5月版）推测说农耕社会将游动的人、捡拾贝类的人变为农人，束缚在土地和谷物上，而这也是国家（state）能诞生的基础。如果说，搭建屋顶的厨房是“谷物立国”的一个象征，那么一年一次的临设灶台，露天煮饭、吃饭，搁置“私产”的概念，和熟悉的人“过家家”，是否是对农耕社会的某种暂离？摆脱了繁琐的、持续的、固定的日常生活。虽然乡村红白喜事的流水席也有此场景，不过因为有记账，并不同，而其差别是根本性的。
下面这张照片是法国村民杀猪做饭的场景。
法国村民杀猪做饭。图片来自《制造消费者》（[法]安东尼·加卢佐着，马雅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6月）。
他们一般在冬季开始时宰杀，与中国乡村社会的杀猪流程一样，割破颈动脉、放血，再用火烧、用水浇、刮毛。从事消费文化研究的法国人安东尼·加卢佐在《制造消费者》（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6月版）讲述了法国农人的“杀猪菜”，据他说，这是19世纪左右的用餐场景。农人在院子和房屋中自由散养猪，肥育一年，在年底的诸圣瞻礼（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节日之一）宰杀，一家人和邻居共同享用。这个传统当然在现代社会也是延续了多年的，不然不会被新技术拍摄下来。他说，父母会向孩子传授如何繁育、宰杀的知识，同时又在另一处说“一家人会去屠夫那里帮忙”，这两种情形是矛盾的。前一种情况是假设宰杀是每家每户必备的技能，后一种情况则认为宰杀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专门的屠夫，家人不过是去帮一点忙罢了。什么情况都有，社会分工和商品化程度到底怎样，我们是讲不清的。
在我的印象中，老家四川农村上世纪90年代还是普遍有“杀猪菜”的，那个时候，我那年轻的妈妈见到猪出栏吓得不得了，抱着我躲在竹林里，藏在比较茂密的地块，哪怕猪挣脱掉了也不能闯入，直到去毛才敢领着我走出来干活。屠夫是有宰杀经验的邻居，整个院子的邻居都会来帮忙做事。十几个人得忙活大半天才能吃上杀猪饭。
某年忽然需要向屠夫付钱了。改变也由此开始。
要是没有记错，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请屠夫宰杀一头猪的价格是十五元左右，另外按照惯例，默认屠户可拎走两三斤精肉或猪大肠作为对他出力的犒劳。为服务付钱没有什么问题。倒不是过去免费过，不如说曾经家家户户都有年轻的劳动力，在“帮忙”（收下人情）和“还忙”（归还人情）之间大约能实现平衡，不必去计较具体的多寡得失。当众多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此种平衡也就被打破了。在城市获得的经验也告诉他们，应当为劳动服务付钱，而付钱实则是最简单、最利索的方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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