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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2-24 | 來源: 希德尼尼尼Sydney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跨性別政策 | 字體: 小 中 大
2023年初，封控放開之後，我從歐洲回國，到《南方周末》做記者，見識到了國內職場對跨性別女性的歧視會以怎樣的方式發生，理解了“中國特色的”性別暴力到底長什麼樣子，只是這學習成本有點兒高。
“你在這個辦公樓見過有男人留長發嗎？”
我在南方周末的前編輯姚憶江，在我提交入職所需文件後，談論起了我的發型。姚是壹個伍拾多歲的順直男。在這次談話之前，我知道他對我的長發有些意見，因為他曾多次試圖讓我剪掉頭發，但當他開始講“你的發型在編輯會議上被討論過，我們的總編輯對此不滿。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求職者在等著找工作”時，我仍然極度震驚。他的語氣很溫和，但言辭卻很刻薄。這壹刻，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時遭受的歧視從微侵害（microaggressions）變成了公然的威脅。
那時，我剛剛回到中國待了兩個月。此前我在歐洲生活了肆年，這壹方面是因為要完成我的碩士課程，當然，另壹方面也是因為新冠封控和清零政策讓回國機票和隔離變得太貴了。作為壹名跨性別女性，我預料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會受到歧視，尤其是在壹個沒有特定法律保護邊緣群體免受仇恨犯罪侵擾的地方，但我並不知道歧視在中國會真正如何發生。這主要是因為我的社交過渡（social transition）主要發生在歐洲。留長發，嘗試女性服裝，參加女權研討會，參加游行等等，我會說能有幸身處開明的人群中是我的壹種特權。在歐洲生活時我的過渡得到了朋友們熱情的支持。然而，當我踏上我曾經熟悉的土地中國時，情況就開始失控了。
“die Endl?sung”
我於2023年1月抵達廣州，開始在南方周末擔任記者壹職。我為這個職位努力了叁個多月，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測試。我非常期待這能讓我迎來疫情後的“正常生活”。當時姚是我的編輯。我第壹次與他見面是在廣州南方周末辦公樓附近的壹家咖啡館。那時候我剛到廣州3天。他帶著壹名女性下屬朱莉（Julie）和我壹起在那裡開了個會。我湊巧幾年前因為工作原因在網上認識了朱莉。會上我們主要談論了壹些關於我即將開始的這個職位壹些細節，以及第贰天去北京出差的事情。他在會議上形容我的發型“像個藝術家”。就在那時，他開始督促我剪掉我已經留了伍年的頭發。不過這是我在壹個月之後回想起來才認識到的事情。這種評價有個術語叫“不受歡迎的評論（unwanted comments）”，是權力騷擾（power harassment, パワハラ）的壹種。也就是在那時，我終於明白他不會停止因為我的發型而騷擾我，除非我剪成“男性化”的短發。
我是在贰月初看透了姚玩的把戲。當時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地區發生了壹場嚴重的地震。國內外的新聞機構都將攝像機對准了這樣的災難。南方周末也是如此，但只是比他們的競爭對手晚了壹些。他們幾乎是在全世界都知道兩國民眾正在死去的兩天後才開始組織工作。姚用被派往邊境地區做新聞報道的機會引誘我，但前提是我要根據他的要求剪掉頭發。那時我壹個北方人在廣州初來乍到，還在適應這座城市裡的生活。那時候我新租的公寓，連被褥都還沒置辦齊全，晚上我還要睡床板。因此其實當時如果真要派我去，我其實有很大壓力。所以，我決定對他的“善意建議”不做任何反應。其實我壹月份的時候也這麼幹過幾次，不過他在這件事上展現了驚人的毅力。他前後用這個誘餌嘗試了兩次。第壹次他只是暗示交易的條件，即用剪發換取去土耳其的機會。但沒有什麼可以與他的第贰次嘗試相比。為了打破我的防線，他試圖運用叁拾年來磨練的宣傳技巧。誤導信息（misinformation）。他試圖通過樹立榜樣的方式對我施加同儕壓力。根據他的說法，有壹名順女同事莫妮卡（Monika）為了新聞事業犧牲了她的頭發。他的邏輯很簡單：“壹個女人都能做到，為什麼你（作為壹個男人）不能？” 姚口中的"真相"是被曲解了的，故事裡的“修剪”被替換成了“剪掉”。
（2020年就出過“地方宣傳機構宣傳女性剪光頭參加防疫工作，表現她們為’偉大事業犧牲‘“的丑聞，真不長記性。）
然後就是開頭提到姚的“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sung）——“工作還是頭發”。這場對話發生在2023年叁月初，而剪發的截止日期是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次談話發生在壹個會議室裡；會議裡只有他和我兩個人；門是關上的。在談話中，他讓我再次介紹我的經驗，然後突然開始“關心我家的經濟困難”，然後他話鋒壹轉，開始說南周主編對我的發型不滿意。我感覺自己被迫要在兩個不同的地獄之間選擇，壹邊是“正常生活”希望的破滅，職業規劃徹底被打亂，經濟困難，另壹邊是性別身份被否定，尊嚴被踐踏，好不容易建立的自洽被徹底打碎。我感到不知所措，然後陷入了強烈的恐慌，焦慮，然後是抑郁和酗酒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又開始困擾我。
Misinformation
對於許多不在那種處境中的人來說，我的反應可能聽起來有些誇張，但對我來說，這就是近兩個月精神折磨之後的崩潰點。恐懼是權力者控制社會的有力工具。這正是我與姚共事的兩個月裡“過度反應”的實質。用什麼才能制造恐懼呢？姚給出的答案又是誤導信息。事實上，如果姚決定給你制造恐懼，那麼誤導信息將成為你的日常。2023年2月23日是普京入侵烏克蘭的壹周年，美國總統喬·拜登當天在華沙發表了講話。由於波蘭在戰爭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我打算寫壹篇關於波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為什麼波蘭扮演這種角色的文章。為此，我采訪了幾位波蘭教授，還有幾位布魯塞爾的教授。這當中的壹個曾經擔任過波蘭外交部長。姚在得知這個事情之後要求我寫壹篇關於這個前外交部長的獨家專訪，即使我提醒過他，這個人是個鷹派，有著強烈的觀點。我在截稿日期前壹天交了稿件給他，但隨後姚就要求我重寫整篇文章，因為姚不喜歡這個前部長的鷹派觀點。或者換句話說，姚是普京入侵的熱烈支持者。
（講道理，當時如果不是最初是想寫波蘭和布魯塞爾視角的沖突，可能第壹波重寫我就沒素材了）
當時，朱莉正因為即將臨盆而休產假。然而，姚堅持要我先把文章交給朱莉，然後他才願意對其進行修改。這是不尋常的。我被要求大改波蘭的文章大概有3次（有點記不清了，但是其實沒差），還有幾次小修訂，理由是“你的邏輯不夠強”。中間壹度姚想要讓朱莉來寫這篇文章。事實上，姚的策略幾乎讓我無法發表任何東西。這是因為壹方面我不得不請朱莉在她休產假期間工作（有壹次甚至是朱莉進產房當天，極端離譜），另壹方面，我每次都需要等待1周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得到我文章的反饋。姚的目的並不難理解。這是他“工作還是頭發”策略的壹部分，因為報社是算稿費的，同時也是他在向我展示權力。他試圖用PUA技巧控制我逼迫我就范。此外，我甚至不被允許獨自與我的受訪者見面，我的計劃采訪被取消，我的采訪渠道不被保護。對於壹個工作了幾年的記者來說，這是壹種羞辱；對於壹個職場中的跨性別者來說，這種騷擾行為會造成極大的創傷。
我從叁月初那次“入職談話”之後開始公開反抗。當時我去找南方周末唯壹的女性副總編輯賽琳（Celine）投訴姚的騷擾行為。然而自那以後，我在南方周末沒有能發表過壹次文章。到那時為止，我差不多2個月的工作，壹分錢也沒拿到，出差北京還是我自己墊的路費。（當然，他們後來在5月付了稿費和路費，但那只是壹種安撫）。更糟糕的是？姚的歧視和騷擾開始給我帶來嚴重的焦慮和抑郁，並伴有明顯的身體症狀。我無法集中精力。閱讀對我來說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症狀甚至在我擺脫了姚創造的有毒環境後還在折磨我。我曾經兩次和他直接對峙。壹次是在我和賽琳談話後。當時姚向我吹噓南方周末的歷史，並聲稱我的發型會在高端場合玷污公司形象。第贰次是在4月19日，當時我穿著黑色連衣裙，帶著閃閃發光的銀色耳環去了南方周末的辦公樓。我在辦公室待了大約3個小時後，他才敢和我說話。這壹次是在開放的辦公室裡。盡管他曾經建議我們到壹個封閉的房間裡談話，但我拒絕了他的“建議”。這次對峙中，他承認將剪頭和入職掛鉤。當然不出意外的，他再次試圖使用假新聞技能。他試圖說服我說我的技能不足以勝任這個崗位，因為我的文章沒有吸引足夠的點擊量。用點擊量這個數據來搞假新聞很容易，因為我無法訪問公司的系統，所以我也無法看到我文章的點擊率。同時，“僅憑”壹個記者的文章吸引了多少點擊量來評估新聞技能是不充分的。“唯流量論”是叁級小報兒用來評估員工表現的標准。
Collaborators
不幸的是，賽琳也參與到了我經歷過的性別暴力中，只是她並不像姚表現得那麼殘暴（或者說伎倆不太明顯？），她是非常有策略性的，講話也很“微妙”。通常情況下，當侵犯發生在壹個幾乎沒有任何已建立的渠道來處理施害者的組織中時，官僚主義就會成為性別暴力的放大器。這是因為當施害者和官僚體系試圖讓自己脫罪時，就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讓受害者放棄維權。在這方面，我的案例並不是壹個例外。賽琳就是那個扮演官僚主義角色的人。當然她宣稱自己僅代表個人並不代表公司。在2023年3月下旬，當我仍在猶豫是否退出時，我被要求簽署壹份保密協議。我不確定這是賽琳還是姚的主意。但是當我開始要求南方周末和姚正式道歉，否則我將公開丑聞時，賽琳在2023年5月威脅我說如果我違反了保密協議將面臨“法律後果”。這甚至還不是她參與性別暴力的全部。她想把歧視和騷擾描述為我與姚的“個人沖突”，而不是壹個社會正義丑聞，以此來讓南方周末免受追責，但同時默認姚的偏見，並避免對更具包容性的性別敘事表達贊同。這對於中國公共領域的順直女來說是壹個聰明的舉動。由於審查和自我審查，跨性別者越來越難以在公共領域出現，性別問題在簡中世界越來越被政治化，對於順直女來說，“落袋為安”是壹個“明智”的選擇。這也是簡中世界壹部分所謂"激進女權主義者（RadFem）"*在社交媒體上對跨性別者采取敵對行動的原因之壹。壹種恐懼，害怕失去她們已經獲得的生活，這就像我在廣州經歷的恐懼壹樣。
Disclaimer: 這部分所謂激進女權主義者事實上內部差異非常復雜，如果整體來說可能可以稱為“trans-exclusive feminist”, 但是裡面其實有的也可以幹脆稱為“conservative women”，可能也存在類似於strategical voter的群體混入其中，etc., etc., 但是對於這部分群體通常情況下在簡體中文世界用“RadFem”“激進女權主義者”“激女”指代。
我於2023年6月初離開廣州前往德國柏林，並警告賽琳將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公開丑聞。然後，在我追求社會正義的旅程中，發生了最戲劇性的時刻。此前她在玩“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賽琳建議我在伍月通過報社的“官方渠道”投訴。這建議就仿佛我甚至不知道這應該是壹個選項壹樣。事實上，當我在叁月底決定撤回我的入職文件時，向人力資源部門投訴是我的第壹個想法。然而，人力資源部門甚至沒有回復我的投訴信息。兩個月後，就在伍月，就在賽琳的“建議”之後，人力資源部門終於開始回應我的投訴。不過令人咋舌的是，人力給我的回復居然說：“給我壹些時間來了解官方程序。” 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人力資源部門居然需要在處理我的投訴之前先“學習”官方程序。這只有兩種可能的情況，要麼報社實際上沒有處理性別暴力投訴的官方程序，要麼就是這些官方程序形同虛設。我曾經多次要求了解整個程序的全貌，但人力資源部門拒絕了。兩天後，另壹個部門的壹名官員就投訴事件聯系了我，並表示將開始進行調查。這次調查只有這名官員負責。據賽琳和這名官員的說法，這個部門和將進行的調查都是具有獨立性的，不會因為姚是南方周末編委受到影響。然而事實上，當時我多次要求暫停姚的職務，再進行調查，但壹直未能成功。這時起我已經對調查的獨立性產生懷疑。此後壹個月裡，我壹直在推動他們推進調查，但我得到的只是“你的案子正在調查中”。但就在我向賽琳發出警告後的2天，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這名官員在壹個月的調查過程中第壹次想起來要求我這個當事人提供證據。當時，她只給了我兩天的時間收集所有證據，可見是有多著急。這幾乎消耗了我對所謂報社“官方渠道”的最後壹點信任。在我切斷與這名官員的聯系幾天後，我得到了壹張蓋有南方周末公章的文件，上面寫著我應該解決我與姚的“個人沖突”。正如你所看到的，調查所聲稱的獨立性甚至不存在，因為他們的策略是壹致的，甚至可能是經過協調的。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沒有停止嘗試其他渠道，但這些嘗試都沒能得到什麼實質性結果。最終，在2023年11月底，我在微博和Twitter上開始講述這個經過，並向南方周末施加壓力。他們沒有對我做出回應，但是幾天後我接到了壹名廣州警官的電話，告訴我不要再給姚發消息騷擾他。這名警官對我還算友好，但似乎並不真的想介入這個案子。不過姚到目前為止仍然不願意道歉，正義還未能實現。-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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