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4-03-21 | 来源: 大湾区评论 | 有5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目前学界内外都有个基本共识：无论是在规模数量、成果质量以及政策影响力，中国的“美国通”似乎都与美国的“中国通”有所差距。本文以美国“中国通”的社会和学术产出机制为起点，分析为何中国很难产生与美国“中国通”相匹配的“美国通”。
本文为《美国“中国通”的过去与未来》的下篇，作者指出，培育自主性的话语生成能力和建构自主性的战略思考能力，这是中国走向全球大国的必过思想关卡。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苏联学”和“中国学”，是冷战背景下服务国家战略安全大国政治的时代产物，并非完全是学科逻辑自发推动的学术体系。二战后期，美国依托基金会的广泛资助，在各个高校重建和新建了“斯拉夫研究”机构，培育了冷战社会科学的第一显学——苏联学，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而迅速衰落。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崛起对美的战略压力，中国学则在70年代后迅速崛起，成为美国当前区域研究最为热门和活跃的领域。但美国学术体系没有将中国学停留在浅显的新闻报道和情报分析阶段，而是借鉴了政治学理论发展出了具有科学逻辑的理论成果体系，使得“中国学”成为继“苏联学”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又一大显学。
与上篇《美国“中国通”的过去与未来》形成对照，目前学界内外都有个基本共识：无论是在规模数量、成果质量以及政策影响力，中国的“美国通”都与美国的“中国通”有所差距。本文无意于做中国“美国研究”的学术史梳理，而是聚焦于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和学术机制才能够产生中国需要的“中国通”？
中国的“美国通”从哪里来？
要弄清楚中国如何产生“美国通”，首先需要弄清楚“美国通”可能从哪些群体中产生，即美国研究的人才来源问题。从当前我国的学术生产机制来看，按照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划分，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专业人才大致来源于五个渠道：
1. 体制内
官方政策研究部门、国家智库系统、高校人文社科大类中（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金融、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涉及美国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因为其拥有涉美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声誉，加之所在工作平台的权威性加持，在理论上应是中国的“美国通”最为集中产出的区域，如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清北人复这四所人文社科顶尖院校的美国研究中心等。
2. 半体制内
政府中从事涉美实务工作的退休人员，因为其长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能够基于自身业务积累经验针对涉美问题发表个人专业看法，具有较高的可参考性。这些退休官员也经常会参与到高校和社会智库的工作中去，成为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这也与美国的情况较为类似。
3. 体制外围
港澳台高校、在海外高校研究机构任职但在国内仍活跃发声的海外华人学者，这些学者多数求学和任职于海外，在海外具有较强社会联系和学术声誉，熟悉海外中国研究及美国相关情况，出于对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的关注经常公开发表真知灼见。他们虽有别于国内体制内的视角和风格，但也能为国内研判中美关系提供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视角，是我国不可忽视的智力资源和战略性补充力量。
4. 纯市场力量
包括了中国的民间智库、法律机构、公关咨询公司，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美国在战略竞争背景下加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安全、供应链溯源、技术出口管制、监管合规等方面的审查。企业无法调动体制内力量，只能寻求民间智库、法律机构或是公关咨询公司，基于自身业务需要委托开展涉美风险分析及合规研究，由于要对客户的利润负责，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的机构往往更加灵活快捷。
-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