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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3-21 | 来源: 凤凰卫视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董勇前前后后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身上有不少北方人的特质，此前也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警察、军人、硬汉形象，像是早年间《重案六组》里的神枪手江汉，《黑洞》里的刑警队副队长王明，还有近年来《北平无战事》里的曾可达，《三叉戟（电视剧）》里的“大棍子”等等。所以当《繁花》中的范总一出场，你一定先是觉得眼熟，然后就是觉得颠覆。
董勇：其实现在所呈现的范总不是我设计出来的，是王家卫导演鼓励出来的。他的鼓励不是直接跟你说可以往喜剧上演，而是“好好好，这样挺好，可以可以”。他就是让你飞，我看你能飞多高。他还会让你知道，拍戏不是一条过最好，你还可能可以演出18种来。
田川：比如都是喝咖啡，范总和警察两种身份，您会为他们设计怎样不同的动作细节？
董勇：如果是演年轻警察，我会拿起杯子喝一口然后叫唤“噗噗噗，烫死我了”，就是莽撞。范总就是拿起杯子后先环顾四周，看看别人是怎么喝的，原来还要放糖，放下杯子加糖，然后再喝。他们是不一样的。我还喜欢演大亨，如果也是喝咖啡，有杯咖啡在这儿，但我可能不会去喝，最多就是用勺子搅几下。最好的演员给每部戏的每个动作，基本都会设计三套以上的方案供导演选择。
我为什么喜欢《繁花》，刚拍摄的时候，我还一直想尽量不要因为我再重拍一条，拍到后半段我完全明白王家卫导演是怎样的拍摄风格了，就完全放开了。王导就像一个大孩子，他最大的玩具就是拍戏。戴着个墨镜盯着监视器，把我们当乐高一样，左拼拼右拼拼，上拼拼下拼拼。拼完回去一看觉得不好，全部拆开重拼，这是他最大的乐趣。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乐园，特别是像我这种爱演的人，你就去想吧，各式各样的，怎么演都行。
1968年出生的董勇，在《繁花》的那个年代，正是20多岁的年纪。自幼学习京剧的他，那时已经是杭州京剧院的一名武生演员了，有着一份铁饭碗的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按时上下班，等着单位涨工资、分房子，一辈子可能就这么过了，直到时代大潮的变迁开始渐渐被普通百姓感知到。
董勇：九十年代前后，我们突然知道如果指着单位的工资，这辈子可能都追不到女孩了。然后发现外面有好多有钱人，一个大企业的驻浙江办事处主任，一出门就一堆人围着，要从他手里拿代理，拿经销权。我也见过有人拿很多张身份证去上海股市买股票，回来就办了一个企业。
当时在京剧团，我知道要用自己现有的本事去挣钱。我会翻跟头，可以去武侠片里当替身，但剧团不让。没人找你拍电影的时候你也没事做，但只要有人找你拍戏，剧团就一定会给你安排下乡演出。后来我就买了两瓶酒去找领导，到领导家门口后我站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进去，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找了一支笔一张纸，用我丑陋的字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铺盖包一包就回家了，酒我自己喝了。
田川：当时还没找到工作，却把很稳定的一份工作辞掉了，心里有底吗？
董勇：没底，但就觉得自己能活。辞职的时候我在京剧团的工资是82块钱一个月，但那时候我出去拍戏已经可以拿到400块钱一个月了，而且还有很多机会等着我。比如去歌厅唱歌，人家唱的好的一晚上有40块，我也拿过15块一晚的，20块一晚的也拿到过，但唱了三天那个歌厅倒闭了。反正中间就坑坑洼洼，绕来绕去的，到最后都放弃了。后来我去做广告了，我们总部在上海，我就一个人在杭州跑广告。我们是购进国外的电视剧免费给电视台放，然后可能会有三个30秒的广告位置，我就负责把这个广告卖出去。
董勇：那个时候我经常要去上海，记得最苦的一次是，早上电话一响，老板说上午10点前要从杭州电视台拿到带子母版，然后送到上海。疯了，8点钟就过去等着，带子好重，拿到以后两个手拎着，打不到车就跑着去火车站。最后上火车的时候，我是先把带子扔上去，然后自己再跳上去的，因为车都已经开了。当时还没有直接从杭州到上海的车，我先到松江，之后坐摩托车往上海电视台奔。-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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