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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3-24 | 來源: 無聲無光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工作人員的這壹操作，恰恰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常規操作。正因此，他們在要求對方出示殘疾證時，恐怕根本沒覺得自己這麼做有什麼不對。撰文丨維舟
3月21日，湖北武漢。壹位雙手身障人士想使用地鐵無障礙設施時被攔住，要求出示殘疾證，但是人家沒了雙手，無法拿也無法帶出來，然而，工作人員就是不讓進，必須要看證。
在輿論嘩然之後，武漢地鐵已迅速向當事人道歉，然而，圍繞此事的爭議並未就此平息，因為這壹致歉普遍被看作是為了平息輿情而采取的妥協退讓，不乏有人懷疑，“要不是上了熱搜，會是這個結果嗎？”這壹懷疑是有道理的。雖然武漢地鐵在致歉時稱“我司工作人員現場處置問題不周，未能妥善保障殘障人士出行權益”，但怎麼才叫“不周”？如果沒規定要求出示殘疾證，難道工作人員會有意刁難？雖然現在推給“工作人員”，但查詢壹下武漢地鐵的票務規定就會發現，明文規定著：殘疾人要免費乘坐地鐵，須持有相關證件。也就是說，檢查證件確屬照章辦事，要說有什麼不對，那也是規定本身就不合理。
留心觀察壹下就會發現，雖然這次引發眾怒，但工作人員的這壹操作，恰恰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常規操作。正因此，他們在要求對方出示殘疾證時，恐怕根本沒覺得自己這麼做有什麼不對。多年前，在《故事會》上有個段子，說到火車上有個殘障人士，隨身沒帶殘疾證，列車員要求補票，旁邊眾人看不下去回懟：“你是人嗎？拿出人證來看看。”
類似的情形，在國內實在太普遍了，所謂“證明你媽是你媽”的事，搜壹下能搜出壹大堆。這每每被用於抨擊官僚作風和辦事效率低下，但除了“整頓作風”之外，似乎唯壹的應對之道就是“用魔法打敗魔法”，例如反問：“你出生了嗎？拿出你的出生證來。”
然而，這麼問，仍然是在原有的邏輯陷阱裡打轉，真正需要質問的是：為什麼壹定需要證件？
答案是：證件是服務於管控的。圍牆、安檢、門衛、證件和票券，都可見那是半封閉空間，只對符合資質要求的人開放，任何收門票的地方都是如此。
照此推斷，不難發現，在壹些城市管理人員的心目中，像地鐵這樣的公共交通設施，並非面向所有人，而需要管控、篩選掉那些不符合條件的邊緣人，他們或是危險，或是有礙觀瞻，又或是擾亂秩序。既然如此，對這些特定人群來說，有證件才能通行。
從表明上看，檢查證件的目的只是“證明對方是殘疾人”，但壹個已經沒了雙臂的人，還需要證件才能證明自己是殘疾人嗎？
我壹位朋友因此犀利斷言：
殘疾證是官方發的證明，是有權力背書的，以證為本就是以權為本，總之不是以人為本。這件事情說明：真正讓乘坐地鐵免費的是殘疾證，而不是殘疾人。
確實，沒有殘疾證，明明是殘疾人都不行；有殘疾證，正常人想來也可以免費。有些人甚至為了享受壹些福利，專門去辦壹張假的殘疾證。在學校裡，富贰代照樣可以是特困生；有的人都畢業多年了，為了景點門票打折，去買個學生證。
現實是：我們這個社會是“看證不看人”的，因為只有證件才能證明你的特定身份。你可能都想不到，網上很多人都為地鐵工作人員檢查殘疾證的做法辯護，理由是：規則必須尊重，沒有證件，放行就是人治，不放行才是法治。
這種心態正是長久以來對規則的理解執行過於剛性、僵硬所塑造的。因為根據這壹管理邏輯，如果“不看證看人”，就會有很多空子可鑽，只有嚴格查驗證件才能堵住漏洞，然而這樣壹來，整個防控體系勢必就會走向僵化呆板，不再是“以人為本”了。
實際上，按證件管理，同樣會有空子可鑽，這難不倒中國人：歷代給和尚發放的度牒，就是其僧籍的證明，但這隨之就出現大量假和尚，《水滸》裡的武松就不曾剃度，假扮成行者就是了。博弈的結果，往往是證件管理不斷嚴格化，而越來越難“看見”人的真實處境。
很多人之所以代入管理者的視角，既是出於壹種“工作人員也只是照章辦事的打工者”的共情，也是因為他們想不出別的出路。身在其中的螺絲釘本能地覺得，只有照章辦事才最安全，也能免責，“不看證那看什麼？”
多年前，我第壹次去沖繩，在沖繩博物館買門票時才得知，憑單軌票可以享受門票打折，售票員問我有沒有，我說：“我的單軌票在我老婆那兒，算了，我買全價票吧。”她說，那不用出示了，就給了我打折票。
這是壹件很小的事，但我此後在歐洲各地旅途中壹次次發現，出現這樣的狀況時，對方首先采取的是壹種對你信任的態度，考慮到你的處境，而並不那麼死板地執行“規章制度”。
2018年春，我在德國慕尼黑游覽巴伐利亞王宮寧芬堡，入口買了6歐元門票，那是上贰樓參觀才需要出示的，但當我在底下花園兜了壹圈之後，發現怎麼也找不到那張票了，只好再去買壹張。
售票員看到我又來了，神情有點奇怪，我只好尷尬地說，自己可能在花園裡丟了票，她想了下說：“那我送你壹張吧。”就打了壹張免費的團體票給我。
另壹次，我到西安的半坡博物館，買了55元的門票，想要壹張紙質票留念，但售票員說：“你是無線支付的，就只有打印的電子票；除非你是現金買的，才有紙質票。”
我說：“那你不早說？現在我買也買了，難得來壹趟，你不能給我壹張紙質票留念嗎？”
她好像也很無奈：“對不起，我沒辦法給你，我要是給你壹張，賬對不上，我就得自己掏錢出來。”
毫無疑問，對我這樣的普通游客來說，這雖然都是小事，但旅游體驗的反差太明顯了。都不是外賓，都當然也理解國內都是什麼情況，但我隨後就意識到，並不能單單指責前端的執行人員不夠“以人為本”，因為問題的真正關鍵是，他們有沒有被賦予靈活處置權。
壹個車齡20多年的老司機曾和我說起這麼壹個細節：壹腳油門下去，超速其實是很容易的事，然而在上海境內，通常20%以內的幅度都是可容忍的；在江浙，這個緩沖區間降到了10%；再往外，就變得很剛性，超壹點點都不行，就要罰款。
回頭來看武漢地鐵這次“看證不看人”的事件，官方道歉聲明中所說的“不周”，按我的理解是說“沒充分考慮到對方的特殊情況和感受”，但“不周”並不等於“不對”——如果規章制度要求他們必須查看證件，那查驗就沒什麼不對，工作人員後來還掏錢給他買票了，怎麼就“不周”了？
也就是說，如果要做到“周到”，就應在制度層面授權容許前端執行者靈活處置，看到殘障人士的身體狀況，不必再那麼僵化地履行那壹套。既不授權，出了事又讓基層背鍋，那麼下壹次可能出現的就是更加壹板壹眼地照章辦事，最後陷入無法改進的僵局。
我們要看見人，那不僅是指普通人，也應包括系統中的螺絲釘。有了能喘息、活動的余地，才能容下對人的溫情和善意。-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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