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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3-26 | 来源: 原点original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2014年起,她开始为农村孩子做心理帮扶。
很多孩子和她说起自己的烦恼,“我们在这样的年龄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事?”“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做什么工作?”“什么样是成功的人?”他们很少听父母说起这些。他们想和父母分享,对方摇了摇头,觉得无聊。有时直接回答一句:“当大官了、赚到钱了就是成功的。”
一些爱是错位的。她遇到过男孩赵全,一直由爷爷奶奶带大。他的爷爷说,我们家只有一个孙子,孩子想要什么,就给吧。他总觉得孩子的父母不在,想要补偿孩子,“怎么样疼都来不及”。
赵全的欲望随着溺爱膨胀。他想要苹果手机,这对农村的老人来说有些经济压力,爷爷没有给他买。赵全因此有了很大的怨气和落差,“为什么我要生在这样一个家?”情绪的积累下,赵全开始攻击身边人。最早,他对着爷爷奶奶扔家里的东西,后来经常因为一点小矛盾殴打同学。
“没有对(孩子)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一件很小的事,就容易触发暴力。”谢海燕说。
而对学校的老师而言,他们往往难以补足家庭教育的空缺。陶素娟记得,有当地的老师和她抱怨,和一些家长说孩子的问题,对方并不在意。校长劝说老师,“只要不影响你上课,不犯重大错误,没必要管。”“打架不要当着老师的面,不要太恶劣就行。”
3月20日,接送的家长围满了小学门口。
共性
时至今日,追问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解答,但一些人没有停下。
不久前,谢海燕在新闻上看到了这桩谋杀案。在她看来,犯罪的发生是有偶然性的,但背后的根源总有些共性。
在此之前,她做过相似的追问,现实中困难重重。
谢海燕经历过,未成年人的犯罪涉及隐私问题,获取信息和数据是件很困难的事。她去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里想要访谈,对方的父母很抗拒,“这是家丑,不能乱说。”村里的其他人并不想让外面知道这件事,觉得羞耻。
而深陷漩涡中心的受害者,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了提供证据的角色,缺少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也没有专门的机制去启动给他们的补偿。“明明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却没有被当作核心的人来对待。”
谢海燕感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往往需要追溯嫌疑人的人生轨迹和大量的事实调查,耗费的时间很长。由于犯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心理背景和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得到准确的量化。没有一个可以计算、可视化的结果成绩,很难有更多的人参与研究中来。
另一头,陈亮也在试图寻找答案。
他指出,根据司法研究院的大数据统计,2016年至2017年间,全国法院新收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为主,占比为68.08%。全国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的未成年被告人数量排名前三。
在他的观察里,除了家庭照护与教育的心理缺失,这些孩子经常没有对违法的认识。
在和看守所未成年人的交谈中,陈亮发现,在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行为时,很多人不知道下手的轻重,甚至不顾一切。如果学校没有发现暴力行为,他们的胆子会越来越大。
大部分是冲动犯罪。一些孩子说,在实施犯罪那一刻,没有想这么多,更多是基于一时的情绪,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这些犯罪常常是突发的。
“另一些人的手段很恶劣、残忍。”陈亮了解到,部分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网络接触到色情、暴力的信息,总想去模仿。如果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治安较差,犯罪率高,更容易接触犯罪活动。-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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