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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4-18 | 来源: 新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澳大利亚 | 字体: 小 中 大
另一个和异化有关的是，我发现只要戴上头盔穿上外卖服，你就能从人群中隐形。你会发现别人看你的眼光就像看一盆移动的盆栽，廉价又丑陋的那种。人们尽可能地用最简短的词汇跟你交流，仿佛你就是一个按键，由某些特定的词汇触发。
而与此同时，你会感到看这座城市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就好像只需要骑车路过的那一眼，就看穿了这些过路人的身世和关系——你渐渐对阶级和种族变得敏感。
悉尼的外卖员有男有女，他们有深深浅浅的皮肤，但很少有本地人会从事这个职业。我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年长的印度人，他们大多已经送了好几年外卖。到了晚上，我和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前后脚地推着自行车进公寓楼。
移居法国的保加利亚裔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说：“外国人总是工作的那个人。而文明世界、发达国家的本地人认为工作是庸俗的，并表现出漫不经心的贵族派头和任性”。而闯入一个新社会的外来者是很难任性的，对于“一无所有、谁也不是”的移民，劳动力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免税出口的财产”和“普遍适用的库存”。当本地人总是在创业或者在准备创业的路上时，我的生活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无限循环。
开始送外卖前，我读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然后暗下决心像他一样，做一个爱动脑子的外卖员。送了几天外卖，我明白了胡安焉的难得。由于我的车技堪忧，大部分时候我不得不全神贯注地骑车。
路中间被撞得七零八碎的长嘴鸟、被压扁的鸽子，都让我联想到自己。恐惧让我根本无暇像之前那样满脑子充斥着不着边际的遐想，等到回家休息，超身体负荷的体力劳动也让我无心思考什么深邃的问题，更别说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更何况，按胡安焉自己的说法，他算是个工作能力相当出色的快递员，但我送外卖不仅自己经常受伤，还有各种配送超时致冰淇淋融化、骑车太颠致比萨饼黏成一坨的劣迹，无论是效率还是客户满意度都很难与他相提并论。
来澳洲打工度假之前，我以为自己可以在高强度或机械化的工作中保持头脑清醒——二元论的视角导致了我的自负。送外卖让我发现，身心作为有机的整体不应被分开讨论，过度抽离或许有助于缓解短期的痛苦和内耗，却也可能导致新的病症。
实际上，体力活消耗的从来都不仅是肉体，现代科技社会早已形成了一整套驯化和异化劳动者的体系。外卖员对此往往有着相当深刻认知，只是单兵作战的个体无力反抗这个庞大的游戏规则。
来到传说中的“旷野”，我发现人生确实有无限可能，只不过，“向下流动”比“向上流动”更有可能。
打工度假：一种特权，
还是一场幻梦？
澳洲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 ，WHV）计划始于1975年，最初只向少数英联邦国家开放，后来渐渐扩大范围，目前已有全球48个合作国家和地区。据澳大利亚内政部官方报告，该计划的目的是“促进澳大利亚与伙伴国家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年轻人”。
但实际上，利用全球劳动力成本差异填补本国临时劳动力缺口，才是这个计划的首要目的。这些年轻的临时移民不仅缓解了用工紧缺，带来了多元文化，还缓解着澳大利亚的老龄化压力。当地人在慢慢变老，但每年候鸟一样到达的打工度假者永远是年轻人。
关于打工度假签的申请限制，澳大利亚政府对不同国家的要求不同。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来说，最关键的三条是：30岁以下，本科学历，能用英语交流。在这个筛选机制下，来到澳洲的中国打工度假者大多数是城市年轻人，有着相对较好的教育背景和信息渠道。但无论他们在国内有什么职业技能，来到澳洲大部分人都得重新开始，进入农林牧渔业和低端服务业。
当热气球导览员，去国家公园卖票，或者做个咖啡、调酒学徒，是我出发前对打工度假的期待。送外卖，是我落地后“走投无路”的现实。
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锁解除后，大批的打工度假者涌入澳洲，移民人口达到历史最高。我刚好赶上了这个特殊时期，用工荒变成找工难，一个包装水果或超市收银的职位，都能收到上百份漂亮的简历。扎堆落地在大城市的打工度假者，有的要在城里挨家挨户上门求职，有的只能去往荒凉的小镇碰运气。
来自海外的优质劳动力，要么留下力气，要么留下金钱，或者在理想的情况下两者都留下，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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