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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4-04-23 | News by: 南风窗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如何提高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一直是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的性别议题。比如，让女性参与到如何改善公共空间的决策，再如日常生活空间的改变，公共厕所的设置、固定墙壁的去除和涂鸦的清理等。
这样的努力，也带来了实际性的反馈。根据咨询公司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移民(专题)审查》，近年来，澳大利亚多次位列全球女性最安全国家的榜首。
的确，很多澳大利亚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毕竟，澳大利亚有着严格的枪支和刀具管理办法。每当悉尼商场袭击案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时，人们才意识到，解决性别暴力问题，任重道远。
事实上，性别暴力不光发生在公共空间，还藏匿于外人难以察觉的角落，它们根源于广泛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文化规范问题。
去年10月，同样在悉尼，21岁的水球教练莉莉·詹姆斯被同校24岁的曲棍球教练保罗·蒂杰森残忍杀害。在事发当晚，两人在学校见面并发生争吵。随后，保罗便尾随莉莉进了体育馆卫生间。当警方在体育馆浴室内发现莉莉时，她已经死亡，头部多处遭受锤击。
据报道，两人此前曾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
有研究指出，澳大利亚主流新闻媒体报道女性遭受暴力时，很少将其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讨论。于是，一个起接一起的案件，就被塑造成了孤立事件，或是一种“意外”。
冰山之下的现实是：根据去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1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女性中，有39%遭受过暴力侵害，这一比例与男性相当，但遭受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暴力的比例（27%）和性暴力的比例（22%），要远高于男性。不少组织和学者，都将基于性别的暴力描述成一场“国家危机”。
这样数字，让不少人感到不解：为何在一个不断更新相关法律举措、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此类暴力行径仍然会愈演愈烈？
为自己负责
如何解决性别暴力问题，澳大利亚有着明确的规划。
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全国计划——减少对妇女及其子女的暴力》，详细规划了从2010年到2022年间减少家庭和性别暴力的目标和策略，为防范相关暴力问题建立起一个长期的政策框架。
在国家计划之外，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旨在提供更好的保护措施，加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应对。
2022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成为新任总理。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相比，工党在性别议题上更加进步。同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对全国计划进行了更新，制定了新的10年国家目标，以图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不可不说是一种雄心壮志。
只是，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在性别政策上的差异，已经不再像旧时那么明显，因为新自由主义已逐渐使党派差异变得日益模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席卷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强调市场自由化、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直接干预的思潮，无疑也影响到一国对待性别问题的方式。
当时，伴随着霍克政府的上台，澳大利亚性别平等立法也开始从社会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中，于1984年颁布的《性别歧视法》，可以算是澳大利亚社会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成果，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多次试图提高该立法效力的努力都失败了。
当原本倾向于平等的天平，开始向自由倒去，带来的影响是全方面的。
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效率优先，这虽然不代表不注重性别平等举措，但在决定优先事项时，对生产力的考量变得日益突出。
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存在积极影响。目前，这种积极效应，已成为为性别平等政策“融资”的有力工具。
女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无疑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性别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没有撼动。女性的确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在职场中，“玻璃天花板”依然难以打破，挑战依然巨大。
这种决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政府成功将管理生育率和经济效率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人身上。这种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要求个人进行自我管理的做法，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性别暴力问题依然泛滥，因为它成功将社会问题个人化。-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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