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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3-14 | 来源: 知识分子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马斯克 | 字体: 小 中 大
另一个例子是航天器上的芯片。因为航天器的芯片要经受发射时的振动和太空环境中的辐射，往往需要专门设计和测试，导致价格奇高。而SpaceX采用不同的路径，它从电子市场上购买低等级的民用芯片，通过多个芯片的冗余备份设计，实现高可靠、低成本。这样一来，一枚芯片的价格就从几百万、几十万，降低到了几千块甚至几百块。
在这种背景下，星舰一旦发射成功，意味着人类进入太空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届时，除了为保证国家安全，各国需要保留小规模的自主航天发射能力之外，绝大多数的商业航天发射都会奔着SpaceX去，它手上的订单会越来越多。订单越多，它的经验就越丰富；规模越大，对控制成本就越有利。这就像Windows系统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作用，不管是谁家的生产的电脑，最终都会采用Windows系统。这样，便很有可能，以后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家公司生产的航天器，都会来找SpaceX发射，因为自己发射反而更昂贵。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事实上，这种垄断的苗头已经出现了。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全球共发射运载火箭223次，SpaceX发射98次，占全球总量的45%。全球共发射卫星2945颗，SpaceX发射2514颗（主要是因为建设星链网络的需要），占全球总量的87%，是其他家总和的6.7倍。全球的入轨质量共1492吨，SpaceX的入轨质量共1286吨，占全球总量的86%，是其他家总和的6.1倍。下一步，SpaceX很可能借助成本优势，大规模接收国际订单，逐步占领全球发射市场的主导地位。
幸而，中国的商业航天企业很多，据说有上百家之多。既有体制内的国企和央企采用商业模式新组建的，又有纯民间投资的。过去几年，商业航天企业吸引了一批人才。在过去三年的疫情期间，这些企业大多举步维艰，现在疫情结束了，又让这些企业看到了希望，特别是以中科宇航力箭一号火箭发射成功为标志，逐步突破了商业航天企业火箭发射载荷重量能力的制约。接下来，有必要扶持一些上规模的商业航天企业，适当开放一些基础底层的技术，促进其快速成长。
这些商业航天企业作为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三支力量，有望通过高度的对外开放，在世界市场上争取订单。基于中国工程师的勤奋、智慧和高效率的交付能力，有可能在与SpaceX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回看中国的航天事业
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中国航天是有基础的。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很快，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载人航天与空间站、月球与深空探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国际上，中国航天事业相比欧洲和俄罗斯而言发展得更好，相比日本(专题)、韩国更是进步神速。
另一方面，中国航天事业长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的所有核心关键技术都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这样使得航天产业的发展避免了卡脖子，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发展。这样的布局显然十分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例如，探月工程分为绕、落、回三步走，从2004年开始启动，到2020年成功实现。如今，开始了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七号、八号的研制工作。
在探月工程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启动了天问系列行星探测工程，实现了首次火星探测，后续将开展火星采样返回、小天体探测和木星系统探测等。
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开始启动，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于2022年底建成中国空间站。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于1994年启动，经历了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等三个阶段，历时26年。
在中国，这些长达二三十年的航天工程历经几代领导人，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这在欧美民主政体下是很难实现的。以深空探测领域为例，从80年代以来，美国宇航局经历了老布什政府提出重返月球计划、奥巴马政府改成载人登陆小行星计划、再到现在的拜登(专题)政府提出从月球到火星的计划。这种翻烧饼似的政策调整，对行业的长期发展不利。
航天工程长远规划、分步实施，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更容易实现。这也是一位美国行星科学界同行与我交流时发出的感慨。
当然能够有目前的格局，主要原因在于航天技术高度敏感，与军事高度关联，只能依靠独立自主。更得益于以钱学森、赵九章、孙家栋、叶培建等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立足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开创航天事业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为代表的商业航天企业快速崛起。这些商业航天机构所带来的两方面进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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