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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7-25 | 來源: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 有6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北京 | 字體: 小 中 大
長期以來，巴勒斯坦政治的內部分裂未能得到解決，各派別和機構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無法有效行動。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巴勒斯坦民族運動興起，巴勒斯坦內部團結卻壹直是巴勒斯坦人民苦苦追尋卻又難以達成的民族目標。去年加沙沖突爆發至今，如何應對國家危機成為各派別的首要關切，在此背景下，以法塔赫和哈馬斯為代表的巴勒斯坦主要敵對政治派系進行多輪接觸與對話。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各方同意結束分歧，組建民族團結政府。在密集的政治和解努力之後，壹個根本性的關鍵問題浮出水面：如何跳出“短期政治”的束縛，為巴勒斯坦未來的政治秩序設立基本制度框架？
本文指出，巴勒斯坦當前的政治危機久而未決與對制度的忽視高度相關。20世紀9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起草了壹部《基本法》。但是在2007年6月，隨著哈馬斯將加沙的法塔赫力量驅逐出去，巴勒斯坦的兩大政治派別壹直處於分裂狀態，這部法律也因此支離破碎，被各方機會主義地加以利用，事實上並未起到規范作用。對於巴勒斯坦來說，現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應對內部分歧和外部威脅，而臨時憲法或許能成為捏合巴勒斯坦各機構和派別的可行工具，並以此明確這些機構和派別的責任和權力空間，從而為未來的建國問題奠定制度性基礎。作者認為，過渡憲法的設想仍然受到壹系列內外棘手問題的阻礙，但是，它是重建巴勒斯坦國家領導層的基礎，並能讓巴勒斯坦在國際上更好地開展權威性談判。
本文關於巴勒斯坦政治秩序的構想無疑必須等待壹個千載難逢的外部政治機會窗口，也必須經歷艱難的多方談判。但是，此類藍圖的持續提出，可以對抗那種維持現狀、將巴勒斯坦當前不穩定狀態“永久化”的消極力量。本文提出的以巴勒斯坦人為核心的治理原則，應當成為巴勒斯坦未來政治秩序建構的共識和基礎。本文為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新媒體“全球治理的脆弱地帶與發展危機”系列編譯，原刊於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為什麼臨時憲法將助益巴勒斯坦內政外交？
▲ 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圖源：互聯網
在過去伍個月的混亂和戰爭中，巴勒斯坦的憲法問題幾乎沒有成為任何人關注的焦點。但關鍵在於，過去叁拾年裡對巴勒斯坦的制度結構忽視，已經嚴重加劇且仍在繼續加劇巴勒斯坦的政治危機。巴勒斯坦領導人及美國在內的域外力量壹直在根據自身需要破壞巴勒斯坦現有的制度和規則，導致這些制度和規則相應地失去了可信度和意義。
現在談論巴勒斯坦憲法似乎不是壹個好時機，但是所謂的好時機早已過去，或者僅存在於遙遠且不切實際的未來。當前，巴勒斯坦政局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制定永久憲法並不可取；而臨時憲法作為壹種工具，在許多國家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對巴勒斯坦的內政外交可能會有所裨益。
1 拖延的危險
在過去的壹個世紀裡，巴勒斯坦國、巴勒斯坦各派別以及許多機構壹直在推動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包括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PNC）、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PNA）。這些機構的運作難度很大且有效性不強，受到來自內部尤其是外部的阻礙。但總體而言，從中仍然誕生了壹批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領袖和官員，能夠與之交流並為其發聲。
在巴勒斯坦建立壹個被接納的制度結構的過程充滿風險，也遠未完成。巴勒斯坦從未制定出壹部永久憲法，導致各機構之間關系不明確、私人化且具有臨時性。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訂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巴勒斯坦政治中淪居次要地位，而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則監管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壹些組織，並接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前扮演的許多角色。如今，巴勒斯坦面臨的不僅是內部治理結構的重疊、混亂和私人化，還有壹場國家危機。內憂外患的格局下，巴勒斯坦民族運動正處在壹個最為關鍵的轉折點。這是壹個充滿巨大不確定性和威脅的時刻。-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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