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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1-19 | 来源: 上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林培瑞评论文章：两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参加了一次“招聘委员会”，目的是找人做语言学方面的助理教授。第一个任务是要在所有的申请者当中选出四位，请他们到校园来做访问和演讲。申请的人当中有一位年轻人，资格挺好但不是顶尖的。
有一位委员，考虑他是黑人，建议把他抬到头四位里面。我表示不以为然，在电邮里写了一句“（这人）活泼迷人，而且是黑人，这很好！但我不能说他的资格达到了我们最好的候选人的水准”。
有人把我这个电邮告到了院长处，从院长又告到了副校长，再到校长和学校的法律部。审判我三天的结果是：林培瑞犯了错误，有种族主义的嫌疑，校长写了一封“谴责信”给我。
校园里的许多教授都支持我，替我抱不平。事情完了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寄给了《华尔街日报》发表。登了以后反应很热烈，全国几千个人发电邮对我表示支持。
许多中国人把加州大学的方法比作文化大革命似的。有人说：哎！你们美国这个民主灯塔也走了中共的路！
我看到文革的比较，第一个反应是难为情。几千万中国人受到过的非人虐待与我这次风波里受到过的怎么能相提并论？但后来想，也对。尽管程度是天地之别，但运作方法有好几个相同之处。
归类于十条，索性管它叫“极权十诫”吧：
1. 幕后检举。打小报告时，别让受害者知道。被检举的人有损失，但做检举的人得分。 直到现在，在我加州的课堂里，大陆来的学生有时候怕说话，怕别人可能会检举。
2. 罪状莫须有。1957年的反右运动“乱扣帽子”，帽子不合“戴”无所谓。加州大学让我戴的“种族主义”帽子一样荒唐。反右和文革中，常常第一步是定一个人有罪，第二步才是研究罪名应该是什么。加州大学的顺序也一样。
3. 掩盖证据。中共抓人经常说“原因你自己明白”。不说理由加强了心理恐吓的作用，因为不知道“红线”在哪儿，对任何可能犯规的行为都更警惕。加州大学二月告诉我“你说错了话”，十二月才告诉我是什么话。当中的十个月里只说“你自己应该知道”。
4. 抗拒从严。 中共抓人，要求他写检讨，常常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没想到加州大学也会差不多。发现我有错误的话，马上要求我从委员会辞职。这是比较轻的惩罚。但我不辞职，不屈服，一直跟校方讲道理，结果，一年以后考虑的惩罚从辞去一个委员会的职务加重到减薪，强迫退休，甚至中止关系。原来的“错误言论”没变，变化只是学校对这位不听话的教授更愤怒。
5. 占据首位。在中共的政治语言里，官方永远是主流，别人是支流。中国是“我国”，“主旋律”是我定的。反对我的是“集团”或是“帮派”。1989年春，百万抗议者集中在北京的天安门，中共说是“一小撮”惹的事情。加州大学的官方语言也差不多。大学属于谁？众多的教授和学生吗? 不。大学是“我们”（高层行政人员）的。
6. 恐吓措施。从延安时期“整风”一直到现在，中共公开侮辱一个人主要的目标不是把那个人拉下来，而是吓唬旁观者，让众多的人自我审查，自我约束。我在加州大学告诉教授朋友们校方瞄准了我，他们常常显得害怕：“糟糕！”“严重！”“不要用学校的电邮跟我通讯了！”等等。我79岁，反正快退休了，能够顶得住，但更年轻的时候大概不会。校方的威力不小。
7. 宁左勿右。在受到恐吓的情况下，一个人自然要争取安全。在毛时代开会“表态”时，宁愿自己的话过左（因为这可能只是认识问题）而不是过右（因为那是立场问题）。很多人“甯左而不右”以后，左就变成一种客观的，很难否认的东西。美国“政治正确”的文化很明显也依靠类似的心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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