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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3-24 | 来源: 观察者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若将一战前的世界与冷战后直至今日的局势（包括俄乌战争）做直接比较，猛一看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明显和隐形的相似轨迹。
譬如，在国际秩序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列强的崛起。国际格局犹如一片冰层相撞的海域，充满着危险与不确定。而在冷战结束后和“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局势中，世界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稳定：新兴力量在崛起，传统工业大国正在走下坡路。
再譬如，当年的奥匈帝国不是一个海上大国，它的“名望”与“实力”其实并不匹配。用匈牙利历史学家奥斯卡·亚西（Oscar Jaszi）的话来说，这个帝国“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13年就已战败了”。因此，1914年前奥匈帝国的最大恐惧是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会沦为欧洲的另一个“病夫”。这种“焦虑”，冷战末期以及结束之后的苏联感同身受。这恐怕也是普京说“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心理根源。就好比一个昔日的强人开始变得衰弱时，他对外界的认知会变得“敏感”和“焦虑”，处于低潮的大国差不多亦如此。
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直接政治沟通失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加上政治正确，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管这句话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述或控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管是借口还是事实——，多少也与少数族群在一个国家所受的待遇有关。
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验证着马克·吐温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会经常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探索历史与现实存在哪些平行线和交汇点，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教训。
主观感受与战略误判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外界以及主要对手的感受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战略取向和具体措施。
战前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充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对共同敌人犹太人的仇恨；对外则是对法俄加盟的“协约国”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的话说，“在我的帝国中，危机永远不会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系后，维也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加战友”。只不过，虽然双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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