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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6-18 | 來源: Bonita Emma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去年某壹天和孩子在中國超市買龜苓膏的時候，遇到了壹位和我年紀相仿的華人女性。她側眼看到我和孩子在為該不該買爭論什麼，會心壹笑，像是理解了什麼。我也尷尬地笑了笑，說了句：“這個年紀嘛……”就這樣我們聊了起來。
她說她的兒子也六歲，男孩好像更難搞。我說也不壹定，反而現在覺得，養男孩可能比養女孩容易。畢竟我女兒拾幾歲了，正是尷尬的年紀。我和女兒之間的關系像姐妹，但我仍努力提醒自己要是個清醒、理智的媽媽。面對她的頂嘴，我試著不把她的話當真——畢竟，大人情緒不好時也會口無遮攔。所以每當我忍不住想懟回去，我會強迫自己停下：她還是個孩子。不是說她可以為所欲為，而是我願意給她比我童年時更多的表達空間。
我們邊聊邊走，不知不覺談到了職業。我提到自己現在在讀書。她說她來美國之前在醫院做超聲檢查。我半開玩笑地問：“那你放棄那麼好的工作來這，是不是有點委屈了？”她尷尬地笑了笑，說：“確實，很多時候女性的犧牲確實比男性多。壹換環境，總是我們先放棄工作。”
本來聊得很投緣，但臨走前她突然問我：“你平時去不去教堂？”這句話我已經不是第壹次聽了。幾乎每次和某些華人聊得比較深入之後，對方就會問我這個。我想起剛來美國那年，買家具時遇到的壹對友善的華人夫妻，也是在我誤以為遇到“老鄉”的時候，突然轉向邀請我去教堂。那壹刻我才意識到：他們的熱情，其實是想讓我“加入”教會。
我並不反感信仰本身，但我生活在壹個無神論家庭。我先生的父親雖然出生於猶太家庭，但是後來他成為了壹名科學家，他的母親在英國學過心理學，都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對宗教組織的最大抵觸點在於：利用人際溫情吸引你靠近，等你開始信任，便期待你為組織奉獻金錢或資源。這種把信仰組織化、制度化、功利化的過程，在他們看來是壹種精神綁架。更不用說，他們也對歷史上宗教迫害的事件心存反感。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這麼多華人來了美國之後，選擇了基督教？我自己的理解是，這與我們文化背景中集體主義的慣性有關。在美國這個高度個人化的社會，人們互不幹涉、獨立生活，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遠。而從集體文化社會出來的人，習慣了靠“互幫互助”獲得歸屬感，自然更容易被教會這樣的社交組織吸引。尤其是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語言和文化都有隔閡，教會成了唯壹能“抱團取暖”的場所。它不只是宗教機構，還是華人的社交中心、信息集散地，甚至是教育和娛樂的延伸。
而我之所以始終沒去教會，第壹，是因為我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我共享的價值觀。第贰，是因為我對“借宗教為名組織人群獲取資源”的模式有天然警覺。盡管我明白，如果不是我丈夫的影響，我或許早就像其他人壹樣，在某個孤獨無助的時刻，去教會裡尋找壹點歸屬感，但是很顯然那是為了尋求幫助違背我的個人原則的，畢竟我是壹個從小到大都在長沙最大的佛教寺院進進出出耳濡目染著佛教思想的人，這種經歷讓我從小對佛教思想更為青睞。
回家後，我突然想到孩子她爸帶孩子去游泳訓練時遇到的清華畢業的狂熱基督教華人的交談經歷幾乎也是如出壹轍，她們總會在第壹次見面或者最晚不過第贰次溝通時就在交談中生硬的希望植入基督教和教堂相關的信息。於是我再壹次和娃爸聊起了這件事。我說：“我可能這壹輩子都很難真正融入在美國的華人社群。”他說：“為什麼？”我說：“今天遇到又壹位華人，我們聊了贰拾分鍾都挺好，壹句‘你去教堂嗎？’就讓我瞬間退卻了。她要是不問，我們幾乎沒什麼隔閡。但壹問，就像設了壹道門檻，不進就是異類，進了我又沒辦法在家庭中維持壹致的信念。”
他聽完說：“人總有‘想從眾’的心理，這沒法完全避免。”我說：“我理解這種心理，畢竟壹個人的力量確實很微弱，在異國他鄉沒有依靠，想找壹個群體去依附，是人的本能。但我依然不能接受，把群體歸屬感建立在信仰制度之上。”
我說這些，並不是批判誰，只是反思壹種現象：當你用原來文化中的行為邏輯去應對壹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就會產生巨大沖突。
就像我以前在醫院實習時，觀察到不同文化間的摩擦。有個肆拾多歲的非洲女同學，經常對贰拾幾歲的美國本地女孩評頭論足。她可能以為那是關心，是年長者的指導，可對方卻覺得這是侵犯。這不僅僅是個人修養的問題，更是文化背景差異導致的認知錯位。
類似的沖突，在中美兩國的代際之間也存在。中國老壹代人認為“幫忙是應當的”，年輕人卻覺得“被管就是不自由”。當你用壹個舊社會裡的“理所當然”去影響壹個新社會裡的個體選擇時，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我想說的是：沒有人是錯的，只是環境變了，方式要變。不改變方式，只會讓人誤解你的人格。而我們這些跨文化生活的人，更需要敏感地察覺到——我們在變，也必須學會如何在不放棄自己的前提下，理解別人的生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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