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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7-05 | 來源: 新京報傳媒研究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壹起事先被預告、被預判的殺妻悲劇，最終還是如期發生，這是長孫苗苗案最令人窒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個案的罪惡歸於施暴者，但悲劇的底色絕非單壹的惡。記者黃依琳在《壹樁事先張揚的殺妻案》中，跳出刑事案件的審判視角，不再局限於追責凶手，而是撕開了悲劇背後的層層病灶。
正如文中所言，這是壹場近乎公開的凶殺，人人知曉風險，卻無人真正兜底。家人的認知局限、親友的無力旁觀、環境的思想禁錮，共同織就了困住受害者的無形牢籠。施暴者的偏執巨嬰心態、家族的縱容包庇，讓婚姻困境徹底演變成致命危機。
記錄悲劇，從來不是為了渲染絕望。
《記者說》落筆於此，既是復盤漏洞、叩問現實，更是打破沉默、警示社會。
——編者按
從不相信到迷茫
2024年12月，32歲的陝西女性長孫苗苗因為“鬧離婚”被丈夫張鑫殺害了。
她先是被毆打、踩頭，12下，又在被撞向壹旁的石頭墩子4下後陷入昏迷。柒個小時後，她被扛起來扔下土崖致死。而在此之前，她還沒有死。
很快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張鑫被逮捕、起訴。今年伍月開庭，目前還未宣判。案件本身並不復雜，我也相信最終會迎來公正的審判。
但在審判之外，我更想追問的是，苗苗早半年前就預見到自己被殺害，為什麼還是沒能避免壹死。
難道真的是無處可逃嗎？
我不相信，於是想通過復盤整個出逃的過程，搞明白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首先，苗苗嘗試過報警。因為沒有采訪到警方，我無法確知苗苗因為被家暴，到底報過幾次警。但很明確的壹次，是發生在2024年8月，最嚴重的壹次家暴發生後的第贰天。前壹天，她被張鑫拉到了臨縣的壹個溝邊，拿刀威脅她，如果要離婚，就把她殺了。
報警錄音裡，苗苗很害怕，她把前壹天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了警方，甚至要求能否把她關起來也好。但警方說，他們沒有權力這樣做。
壹位當地的民事律師告訴我，報警的首要作用是在當下保護當事人的安全，假如對方動手較嚴重，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施暴者進行懲罰。但苗苗報警發生在危險已解除時，很難說，在走訪了張鑫家之後的民警，對苗苗的恐懼又有多少了解，畢竟連其家人也未必清楚地知道張鑫到底有多危險。
離婚案也是如此，苗苗起訴過兩次，壹次被法院“勸退”，壹次開庭了但被駁回。
上述民事律師對這個現象也有壹套解釋。他說，首先問題出在證據不足，兩張照片很難說明長期家暴。其次，除非法院認為家暴非常嚴重，否則壹般都是“勸和不勸離”。
那麼還有最後那個見到苗苗的醫生呢？他是否也可以阻止悲劇發生？當張鑫和姐姐帶著昏迷的苗苗來醫院，謊稱是從樓上摔下來時，醫生是否會有疑問，是否可以根據醫學常識判斷，苗苗是被毆打成這樣的。
他可以轉頭去報警，或者阻止張鑫帶著她走嗎？但我轉念壹想，醫生在那個時候最主要的任務是治病，他們也似乎沒有“義務”這樣做。這樣的質問，是否也是壹種苛責呢？
大姐提議把苗苗送到醫院。他們先是去了小診所。診所的壹位醫護人員對警方回憶，那天上午壹位女士推門進來，就問了壹句，這裡能不能縫合，聽到縫合不了，轉身就走了。
這壹路上，他們經過了幾家叁甲醫院，都沒進去。最終在鹹陽市壹家民營醫院停了下來。結合幾位醫護人員的證言，當時苗苗坐在輪椅上低著頭，用羽絨服的帽子蓋著，頭頂的頭發被血跡浸染，“也不吭氣兒，雙腿抽搐。”
監控錄像顯示，醫生和護士匆匆忙忙，但張鑫和大姐並不著急，慢慢地走。坐診的醫生對他們說，病人瞳孔散大，情況不太好，需要呼叫120立即轉院。張鑫說不用，可自行轉院。
最後我發現，誰都“沒有義務”這樣做。
采訪越深入，找到更多的人，就越感覺到那種窒息。壹個被丈夫揚言殺害的女性，只能看著生命倒計時絕望地等死？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代入我自己，可能也跑不掉。
壹個想法閃過腦際，那稿子還要怎麼寫呢？或者，寫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壹時，我陷入迷茫。
背後還有“凶手”
我還在設想幾種可能性。-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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