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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7-09 | 來源: 大紀元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2026年6月，壹紙法院判決將曾兩度締造千億產業的“鋼鐵大王”戴國芳再次推向深淵，其家族被判承擔連帶債務清償責任。他的悲劇並非單純的商業經營失敗，而是深刻折射出在中共宏觀調控與缺乏產權保障的體制下，中國民營企業家難以擺脫的時代宿命。
從江蘇常州的拾荒少年，到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民營鋼企標竿，戴國芳壹生歷經“鐵本”與“德龍”兩大鋼鐵帝國的崛起與覆滅。
“鐵本”風暴：草根鋼鐵夢碎 中共宏觀調控
戴國芳的發跡，是中國經濟起飛階段草根資本主義的典型縮影。
1964年生於江蘇常州農村的戴國芳因家境貧寒，初贰便輟學，早年隨父親走街串巷回收廢鐵。在發現廢鐵加工的暴利後，他淘來老舊壓塊機，逐步添置小高爐，憑借將所有利潤投入工廠的偏執與對煉鋼的狂熱，慢慢搭建起簡易產業鏈。
1996年，江蘇“鐵本鋼鐵”正式創立。隨著中國城鎮化啟動帶來的基建紅利，鐵本迅速擴張，2002年銷售額突破17.7億元。2003年，在地方政府暗中支持下，戴國芳著手興建占地6500畝、總投資106億元、年產能達840萬噸的巨型鋼鐵項目，並在長江邊放出豪言：“叁年超越寶鋼，伍年趕超浦項！”
然而，這份威脅到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野心，恰逢中央與地方博弈的敏感時刻。當時隨著中國城鎮化啟動，各地對鋼鐵等建材需求暴增，在地方政府帶動下掀起了新建與擴建鋼鐵廠的投資狂潮，吸引了大量民間與地方資本。
為此，中共高層於2003年12月23日印發通知，以“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為由，要求各地迅速遏制鋼鐵等行業的發展勢頭。
資深媒體人李庭仟（Mike Li）曾披露，當時“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政府非但未聽從北京的行政命令，反而暗中加大支持力度，從土地審批到銀行貸款給予地方項目多方庇護。據坊間流傳，地方的陽奉陰違令中央大怒，決定抓個典型嚴加懲處。
“戴國芳壹手建立的‘鐵本鋼鐵’倒在中共的鐵拳之下，被判入獄伍年，罪名是虛開增值稅發票抵扣稅款。”李庭仟進壹步說明，這類稅務操作當時在業界非常常見，大型鋼企收購小廠生鐵多為現金交易，賣家往往無“壹般納稅人”資格，自然沒有進項發票，“這在業界也不是什麼秘密，只要是當地稅局審核收稅即可”。
對於鐵本驟然倒塌的深層原因，李庭仟評論道：“當戴國芳鋃鐺入獄，迅速發展的‘鐵本鋼鐵’轟然倒下……民營企業威脅到央企的壟斷地位，以及被地方政府裹挾對抗中央才是真正的原因，這也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宿命。”
制度之惡：地方共謀下的民企代罪羔羊
戴國芳的第壹次倒下，充分暴露了中共體制下民營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與司法工具化。美國胡佛研究所學者諾頓（Barry Naughton）與英國紐卡索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學者周武彪（音譯Wubiao Zhou）的相關研究均指出，中共選中鐵本殺雞儆猴，不僅因為其規模龐大，更因為其“民營”身份。
諾頓直指，同期國營企業的違規比比皆是，但宏觀調控在執行上永遠偏向體制內，所有制身份才是鐵本被選中的根本原因。
劍橋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由張琦（音譯Qi Zhang）與劉明興（音譯Mingxing Liu）合著的專書，更深刻揭露了“地方共謀、民企頂罪”的責任轉嫁機制。
書中指出，鐵本案中所謂的化整為零分割土地、按小塊地皮發放貸款，實質上是常州地方官員為規避中央審批而設計的操作。但在2004年九部委聯合調查中，被捕的卻是戴國芳及其副手，官員安然無恙。
民營企業家在中央和地方博弈中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保險絲，正如作者所引述的商界殘酷比喻：政府對待民企如同“養豬，養肥了再宰”。
戴國芳的司法過程同樣充滿爭議。被羈押兩年後，案件才於2006年重啟，指控從行賄、詐貸壹路縮水至“虛開發票逃稅”，而作為證據的發票竟是上游供應商偽造的。盡管如此，他仍被判刑伍年。
出獄後，他的新廠設備被司法拍賣，承載夢想的土地也被央企中石油購得，建成了成品油集散中心。
李庭仟說，這印證了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中共政權缺乏獨立司法與透明決策，無法向企業家“可信地承諾”保護其財產，法律往往淪為可伸縮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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