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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06-04-05 | News by: 北美中文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俞力工专栏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俞力工
去年初，笔者仍在台湾执教期间，即发现泛绿的媒体不但充斥台湾各个角落，而且频频重拳出击，个个发挥着作战机器的作用；而泛蓝方面，除了个别论坛角落，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包装，博得少数知识分子的共鸣之外，完全接触不到广大工农群众。不言而喻，群众在一面之词的感染下，自然不会在投票期间反射出“投泛蓝一票”的念头。有鉴于此，笔者对此畸形现象曾多次为文加以提示。如今，见到《一封没有送出去的信》（见附件，以下简称“一封信”），大体知道台湾的媒体生态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宣传与促销间的关系不是高深学问。以一个实际例子，即可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在大陆，不时可听到孩童说“我最爱喝可口可乐！”。钉点大的孩子就如此执着，说明他们接触最多的广告即是可口可乐。问问他们“天府可乐”为何物？大多数肯定连听都没听过。可口可乐不过是糖水和桂皮的组合，毫无营养价值和成本可言，但每年支出的广告费用，少说也可盖过印尼的工业总产值。强大的资本，只要通行无阻，必然造成强大的利润与文化优势。
有次在台北校园里，还亲自体验过一次民主生活。当日闲来无事，抱着多了解情况的心态，莫名其妙地走进了理监事会议。主办人见我是新来的老师，二话不说地在我手里塞了一张理监事选票。但见密密麻麻数十位候选人名单，竟只有一位我还知道是谁。一时之间，恍然大悟为何台湾市井小民纷纷投泛绿的票。原因无他，泛绿候选人名单早就通过宣传铭刻在市井小民的心头。台湾号称分享“普世的民主价值”。实际上，宣传机器却掌握在泛绿的手中。这方面泛蓝阵营当然得负起大部责任，而造成这该死的原因，就在于泛蓝媒体多数操纵在第二代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手里。从这一侧面，又证明暴发户发不过一代。
“一封信”中还吐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体，即台湾的农村人口除了政治上受“地下电台”（多没经政府批准），甚至还在经济上受其商业广告的愚弄与盘剥。其实，把问题放大千万倍，正好反映了操纵议题的国际主流媒体与毫无招架之力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两者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台湾的地下电台与乡野百姓的接触是直接的；而上文述及的可口可乐，则必须通过公关的游说，首长的首肯，广告公司的代理和媒体的推广，由是形成“利益相关的联合体”；至于天府可乐，自然成为跨国利益主导之下的牺牲品牌。如此这般，全球性的两极化必然导致中国的两极化，发达国家所有对待落后国家的手段，也将毫无保留地施用于边际化人口的身上。前不久笔者在《奶头乐》一文里，曾提及布热辛斯基为了抵制全球80％边际化人口的反抗，而提出利用色情文化商品麻痹他们的建议。如今，只消看看一些主要网站如何带头张贴“偷拍”照片，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在教唆犯罪，如何侵犯妇女的隐私权。就这方面而言，笔者必须指出，当前在中西欧找不到任何一个公开网站，胆敢如此公然助长犯罪；而在中国境内，几乎已找不到任何例外。
两年前在台湾教授“新闻选读与评析”时，经常向学生介绍媒体侵犯妇女隐私权的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几个大报同时刊登遭毁容女子照片的事件。当师生在课堂里正在讨论台湾不存在保护隐私权的立法时，赫然发现当日的报章刊登了一张涉嫌婚外情的女法官的照片。笔者当时即表示，如果连法官都无法自保，台湾的私人权利应当不会高于动物园里任人拍照的野兽。如今，大陆的媒体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主，顾名思义，系指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决定国家政治体制与前途的权利。为达到此目的，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保障信息的多元化。在《全球化，自由对民主的侵犯 － 兼谈中国如何自处》一文中，笔者曾就欧洲媒体多元化问题做过如下介绍：
七十年代初，笔者初到德国之日，正值该国热烈讨论如何制定反卡特尔法（反垄断），以防止媒体企业过度集中、垄断之时。根据德国先后制定的相关法律，其主旨均在于通过信息的多元化以促成意见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会，以至于法律，对媒体企业的期盼，不是光为了“赚钱”（verdienen），而是为民主“服务”（dienen）。有鉴于此，不单是德国，许多欧洲国家都备有限制私人媒体造成市场垄断的立法（譬如规定私人电视台的收视率不得超过20％），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德国媒体的主要争执议题却是，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为了提高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修改德国法律，以放宽对资本集中加诸的限制。
实际上，近20年来中西欧区域，除少数例外，报纸、电视台的媒体企业（杂志却基本不受影响）不断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两个对立现象：一是低俗媒体、街边小报（boulevard newspaper）迅速集中、扩大（甚至垄断了德东地区与若干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媒体），高质量媒体（quality newspaper）却有倒闭之虞；一是社会民主根基牢固的国家（如北欧），始终能够维护媒体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发展较“迟钝”、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则其集中率可高达90%(意大利)。该现象说明，中西欧民主力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往后孰胜、孰败，虽无定论，而就这两年的趋势看来，着眼于重振社会正义的力量（包括东欧）正在调整、动员、反击之中。
从此段叙述，我们了解，就社会民主角度观之，一个文明的政府，不论其政党背景为何，应当负有维护信息多元化和民意多元化的职责。如果把信息多元化解读为“无政府主义”，或误以为中央政策属最高“智慧结晶”，则必然造成人民的智障和政策的触礁。1979年途经北京时，曾接受《北京晚报》的采访。当时笔者针对国家的伊朗政策（指华国锋造访巴列维国王）提出了批评，并建议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必须开放媒体与学界参与外交事务的讨论...。次日，当笔者获知此采访消息刊登于《内参》时，还颇觉欣慰。不料，回到欧洲后才知道该访谈内容被利用为轰击华国锋的武器。媒体，根据过去的思维，是个巩固政权的武器。如今，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不择手段拚命挣钱的功能。往后，甚至可能大张旗鼓地宣扬性犯罪。至于中西欧社会所关心的多元化功能，保障人民求知权和为人民服务的任务，似乎永远与包括台湾的中国发生不了太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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