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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09-25 | 來源: 北美中文網 | 有4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移民何以成為問題
“你移了麼？”
不知何時起，移民成了餐桌上無法回避的話題，聲浪逐天。身邊的許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間，擁有了與自己不壹樣的新身份。
這種移民的熱情，似與中國的傳統教育大相徑庭。
中國人歷來重土慎遷。雖然背井離鄉的故事不斷上演，從未斷絕。但所有的背井離鄉，只是因為大道不行，為了躲避戰亂暴政。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但過去每壹次背井離鄉，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顛沛流離，臥雪眠霜，苦痛卓絕，不知何處是福地。
所以，背井離鄉這個詞語所蘊含的淒婉悲情，本身也是對後世的壹種告誡。
今天的移民潮，卻是在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的，這壹點，與歷史迥異。
現實是，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伴隨的新舊病症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和及時處置，民間壓抑的對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的憤怒情緒，整個社會累積了巨大的壓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幾乎覆蓋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活逐漸失去了起碼的穩定感安全感。
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成為壹種彌漫的病毒。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既然無力改變，也不願擔驚受怕，於是，移民就成為有能力者的壹個重要選項。
歷史上的背井離鄉更多是壹種盲流。今天的移民，卻是壹種有目的的自由選擇，是為壹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未來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術賦予了個人超級力量，人們對於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出走、遷徙，不再是無目的的行為，不再是在對外部世界壹無所知的情況下的盲動。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壹種悲慘的無序的行為，而是有規劃的追求幸福的行為，它也作別了老式移民悲涼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對而言，合法移民並不會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相反，合法的自由遷徙，是社會開放的體現。是否換個海外身份，是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主動的自我抉擇。
放在較長時間段裡審視，在中國，這種釋放個體的選擇自由，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壹個目標和成就，也是中國社會繼續前行的動力所在。
然而，問題的另壹面是，在現代社會的格局中，原本應該是壹個社會支柱的財富和知識精英，紛紛選擇遠走他鄉，壹旦潮成，對於移出地社會而言，是壹種災難。
他們帶走的，不僅有他們自身數拾年發展所累積的智識和財富，更嚴重地說，他們在壹定程度上甚至帶走了這個社會的靈魂，帶走了那種激勵個體奮發向上並努力改造社會的精神。這叁重流失的嚴重化，勢必帶來社會的某種“空心化”現象。
如果壹個社會的“心”走了，就可能成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執行層面改善內部生存發展環境，真正落實建立壹個公正公平公開和法治的社會，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調整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政策，增強社會發展的確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產業領域，人才和資本的流向，表征著企業產業的盛衰。壹個社會壹個國家，同樣如此。
對於普通中國人而言，設若生活能有尊嚴、有安全感和相對的確定性，縱使故園仍有不如梁園處，也不願輕易把異鄉當故鄉。
歸攏人心，留住人，讓人在這個社會生活有尊嚴，才是社會去“空心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壹途徑。
他們為什麼移民
拾余年前，壹部電視劇和壹本小說曾在國內大行其道。電視劇是《北京人在紐約》，小說是《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改革開放之後兩次來勢洶洶的移民潮，被濃縮在這兩部文學作品中。仿佛是巧合，當下被熱議的第叁輪移民潮，也是隨著影視劇的上映被人們矚目的。前兩部文學作品被關注，是因為當年移民潮中的眾生相，而今年熱議是因為參演壹部影響甚廣的影視劇的眾多明星國籍問題引發的。
在當下轟轟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體只是其中的少數人，卻是最耀眼的壹部分。
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隨著移民話題轉熱，大眾開始把關注的目光轉移到中國的財富階層。更有行業內的資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言之鑿鑿地說：“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這些資產過千萬的富人們，單純想過移民意向的，絕對不是60%，而是100%。”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體、如此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話題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記者的報道，也只是向讀者呈現這壹社會話題的壹個切面，而這壹切面背後隱含的問題，有待專家和讀者壹起思考：他們的出走為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井噴的移民熱情
“這幾天有空，見了幾個有錢人，都想移民。大多數已經移民了，還有的在辦理。”這是微博上壹句不起眼的留言。這樣的內容，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沒有人具體說的清楚是從哪天開始，這成了中國富人們的生活標簽。
李旭，做了拾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訴《中國周刊》記者：“以前，辦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謹慎，現在他們直接問我們：我多支付你們些錢，能不能辦得快壹點？”
英國《經濟學人》也觀察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變化。在近期出版的雜志上，這樣評價：“壹代人以前，大多數中國有錢人的模式是擁有壹個獨立廚房，放滿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鄧小平"致富光榮"的號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為百萬富翁。他們享有各種象征財富的東西大房子、好車子、奢華的假期。即使是這樣，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想要離開中國。”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誰又在離開中國？
有錢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給出了這樣壹組答案：
“2010年中國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簡稱高淨值人群）數量達50萬人，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接受調研的高淨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
資產過千萬的人，有60%的人考慮過移民。這個數據不小。但是，李旭卻對《中國周刊》記者說，“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這些資產過千萬的富人們，單純想過移民意向的，絕對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體驗，“每次參加壹些企業家俱樂部的聚會，在場的人，只要知道我是從事這行的，都會問上幾句，"怎麼辦理移民？"”
現在來看，移民辦得最瘋狂、也最高調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車展上，壹個移民廣告的海報高調地懸掛著，“在北京買房麼？不如移民吧！”
這種行業內的高調背後，是2010年移民市場的壹次井噴。
當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業績整整翻了伍倍。
2010年上半年開始，流傳著移民漲價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漲價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趕在這個漲價前沖刺了壹把。
2010年10月的數據顯示，香港、北京兩地簽證中心積壓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資移民申請個案達18534例，按照現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額度，這至少需要9年時間。
有機構對這些“富人”們為何如此熱衷於移民做了調查。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發展研究基金會就曾做了壹份《2010中國企業家生存環境調查》。調查顯示，超過1/4的受訪企業家表示自己已經移民或有移民意願。
為什麼移民
在《中國周刊》記者的采訪中，無論是移民中介還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釋到這個問題時，他們開口會說，“好的空氣，好的生活環境，並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儼然，是壹幅美好的田園生活。
不僅如此，獲得外國國籍，或者拿到綠卡，對於富人們來說，也是壹種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國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簽證受限指數的推出者Henley&Partners顧問公司出爐了壹份《2010年公民旅行簽證受限指數全球排行榜》，在98個參評國家中，中國排在第88位。
張偉光，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發了財，有自己的公司，做軟件開發和硬件銷售。九拾年代末，他們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認為，“孩子”，永遠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財富報告》中，也驗證了他的這個觀點。《報告》中統計，58%的受訪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國高淨值人士進行投資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說到根上，讓多數富人們移民的深刻原因，還是“安全感”。
張偉光對《中國周刊》記者表述了這樣的觀點，“都說，改革開放後第壹批富起來的人，第壹桶金都不幹淨，那也是壹種仇富心理。社會仇富，政策又不穩定，有錢的人誰能有安全感呢？”
他說，前段時間，他有個在國內做房地產的朋友，總問他移民的事情。因為，壹直和他這個朋友有聯系的當地壹個分管土地的領導被抓了，他朋友變得很緊張，總想趕緊移民。
張偉光的這個朋友，已經開始辦移民了，他對張偉光說，“在國內做房地產，整天懸著，哪個相關官員被抓了，自己都緊張死了，整天揪著。”
讓富人們揪心的，還有各種不確定因素。財產安全，多是賺了錢的商人們的移民原因。官員們的移民，則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經犯事逃走的人。
張偉光說，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國國人分為叁類圈子：
“壹類是官員，這個圈子我們也接近不了；壹類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過去的商人；還有就是我們這類人，錢也不多，也沒什麼其他目的，有壹半好奇，還有壹半期望，想過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經有人開始界定，最近幾年時興的這種以投資移民為主要形式、富人為主要移民群體的現象，已經成了改革開放後第叁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開放後，中國已經經歷過了兩次移民潮。第壹次是上世紀80年代，那時，移民的主要是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第贰次是九拾年代，那時，移民主要是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國逐漸開始正式接納國外移民。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國的移民條件，就可以提出申請，繳納壹定的費用，並可以取得審批，成為他國公民。移民國的這壹規定，無疑為移民打開了壹個“花錢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開了，那些較早出國的壹幫中國人開始經營這單買賣，他們在移民國家設立公司，專門接待和辦理中國人移民他國的申請。有的幹脆來中國大陸設立公司，自己開拓市場。
1995年進入移民行業的李旭，趕在第贰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時的李旭被同學們調侃為“人販子”。
李旭記得，“1995年，每單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壹萬美元的手續費，8萬元人民幣在90年代是個大數目。”畢業沒幾年的李旭看到了這行的誘惑：“花錢就能移民，幾單生意就能養壹個公司。太好賺了。”
這股“花錢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續到了1999年。
與前兩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中國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體、如此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對新壹輪移民潮的特點，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做了總結：“以有錢人的移民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關注生活質量和財產安全了。國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國內的政策，第壹桶金得不到保護等原因是推力。”
“還有個新特點是，移民了，人還在國內。”
去年，胡偉略曾經接受壹家法國電視台的采訪，對方問他，“中國興起第叁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國內部的政策變動原因？”
胡偉略沒有回答。
換個身份的理由
王建文，理工出身。電話裡，他說，“自己說話和辦事都比較刻板”，生怕自己的講述沒有色彩，枉費記者跑壹趟。
脖子裡掛著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這樣出現了。很學者，很IT。
農村裡出來，考上學，1989年畢業。靠著幾萬塊錢的積蓄和幾個朋友，壹身技術，在北京辦起了公司。從伍六個人發展到現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裡出來的僅有的“中產階級”。他說，“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壹步都按部就班，計劃到每壹個細節，壹步步走過來。現在，按照他的步驟，生活進展到現在，應該要移民了。
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問題。
大股東們的尷尬
這壹步，走了2年。王建文說，“我們這壹直很低調”。即便如此，狀況還是層出不窮。
坐在位於中關村的辦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認真，抬起頭，瞪圓了眼睛，“這當然是大事！”
有壹天，王建文去公司財務部門拿資料（移民過程中移民目的地國要對移民個人的財產做清楚的了解，細致到每壹筆收入和支出），分管財務的高層對他移民的事情很感興趣。
“王總，辦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這個想法。”
這樣的問題，問的人越來越多，王建文就有點心慌了。其實，當王建文意識到，移民是個“大事”時，公司董事會也意識到了。
“就在壹個小辦公室，我們幾個原始股東緊急開了個會。”王建文說，作為壹家上市公司，他們幾個原始股東“基本都辦了移民，這樣對公司造成的影響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會成員們發現，他們在辦理移民的過程中也影響了公司裡不少管理高層。現在公司叁分之贰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這壹點，他“沒想到”。
“這不是個人自由麼？”記者問。
“這當然不行了！壹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東都換了國籍，這對於壹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著公司性質就變了；另外，你想想，壹個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層大都移民了，業務還是在國內，誰還信任這家公司？”
他們之所以如此擔憂，也在於：單純就技術層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開始辦移民了，“對公司影響不好。”
移民對他們而言，是壹件完全可以承擔的經濟生活。“我2009年辦移民時，可以選擇兩種方式。壹種是選擇壹個項目投資40萬加幣，這些資金凍結伍年，伍年後還給我本錢；另壹種方式是只要交上12萬加幣的投資利息，後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選擇了後者，而且他認為，後者的資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層都能承擔起來的。
從今年7月1日開始，移民加拿大投資額漲為80萬加幣，壹次性利息漲到22萬加幣。價格翻了壹倍。但對於資產上千萬的中產而言，這依舊是可以承擔的數額。
在那間小辦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幾個創業兄弟商量著，“我們不反對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綠卡就行了，但是國籍就不要拿了。另外，壹定要低調，不要再說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幾個原始股東定了這樣壹個“內部協議”。
“你們有幾個原始股東？幾個移民了？”記者問。
面對這個問題，王建文低頭笑了笑，不語。過了伍六秒鍾，他重新組織語言：“這麼說吧，這個數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這麼說，原始股東就那麼幾個人，只能說，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幾個原始股東裡，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東裡，有壹位朋友給王建文打了電話，“我辦成了！”語氣很興奮。接到電話，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說好，可是我也沒有那麼大的觸動。”
最終讓王建文決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開始上中學。“我不想讓孩子在國內上初叁。初叁意味著課程安排全是應試的，每天模擬考試，全為了中考，孩子壓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記憶裡，他的小學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勞動，有時候會去田間，邊勞動邊玩。“小孩子打打鬧鬧的，不用背著很沉的書包上學。”
直到到了中學，王建文關於上學的記憶才開始了“學習”這個詞。
“上學，完全是自己主觀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開始明白壹個道理：必須好好學習考大學，這樣才不會壹輩子都種地當農民。”王建文說，這種動力下，學習也是自主的。“心裡明白是為自己學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著，“我們能留給孩子什麼呢？只能是壹個好的教育，以後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給她更好的教育環境，為什麼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壹樣，很多有錢人移民的原因裡，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張偉光，就堅持壹個觀點：對於移民的人來說，孩子永遠是最迫切的理由。
張偉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讓孩子在北京讀書。”
張偉光想，“自己的企業是科技企業，自己又有很多技術專利，有很多高級職稱，按照北京的政策，應該可以申請個技術人才引進什麼的，弄個北京戶口，方便孩子考學。”
結果，叁年下來，北京戶口沒弄下來，孩子已經上高中了。張偉光有點著急了。朋友告訴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戶口，孩子上學更方便了。”
張偉光想了想，覺得“不太可能吧？這麼簡單？比北京戶口還好弄？”朋友向張偉光說了“八大誘惑”：高等教育，自然環境，福利，醫療，財產安全……
張偉光只記得有壹句最讓他覺得不可思議：“只要進了醫院，連盒飯都是公費的。”從來沒去過加拿大的張偉光信了，答復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伍年拿到國籍就回來。”
2003年申請，2004年秋天張偉光就接到了體檢通知，移民簽證辦下來了。那壹年，幾乎同壹時間，他苦苦辦了好幾年的北京戶口，也下來了。張偉光苦笑了壹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張偉光的女兒去加拿大後，發生了驚奇的變化，考上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他壹下子覺得“這事，值了”。在他的估計中，女兒在國內的成績，使使勁也就考個贰本，也很難。在記者面前，張偉光壹個勁的樂，“可能，玩著玩著，就學了。”
張偉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將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剛接到了移民體檢通知。
余威從來沒有去過國外，讓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強烈的原因，也是兒子的變化。
有壹年，余威去兒子的學校參加壹個交流生的座談會，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國待了壹年後回學校的。這個交流會讓余威很驚訝，“那些孩子會說壹些他們怎麼受到了別人的幫助，會說壹些自己很感恩的話。”聽在壹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兒子，“自我為中心。我兒子不知道怎麼的就變得特別極端了，要是有個日本人坐身邊，恨不得掐死人家壹樣。”
坐在記者對面，余威說起兒子來，自己都不禁打個冷顫。“學習壓力也太大了。影響的孩子心態都變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這麼丁點大孩子。”
移不走的生意
2011年6月11日，溫州濱海大酒店。
這是壹家伍星級酒店，在壹間裝修闊綽的“溫州廳”，壹排白色的長桌，面對面擺了叁拾多張座椅。這裡正舉行壹場溫州世界僑領的聚餐。
同去赴宴的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為他還是“中國身份”。
曹國榮拿著壹杯啤酒，穿梭期間。他習慣倒上滿滿壹杯，無論對方是茅台(600519,股吧)還是幹紅，壹定要勸著雙方壹杯幹為止。壹圈下來，他的話頭就多了。他是比較早富起來的壹批溫州商人之壹，如今在國內外有柒家公司，從上世紀九拾年代就去開發南美洲市場，在秘魯經營著“秘魯利瑪中國名品中心”。如今，他還是秘魯溫州工商總會的會長。
這個自封為“鑽石王老伍”的豪爽老板，隔著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壹杯啤酒壹幹而盡。而後，對《中國周刊》記者說，自己雖然是秘魯的會長，但是常年居住在溫州。“國內的生意壹直做，發展的也很好啊。”溫州利瑪集團，就是他壹手創建起來的。
和曹國榮壹樣“移民不移身”的人，在這個宴會上還有很多。
宴會上的移民
請客的人是馮定獻，他是德國溫州同鄉會的榮譽會長，也是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溫州人，如今在德國有自己的貿易公司，也是全德華人社團聯合會的榮譽主席。
這位長相清瘦、表情謙恭的中年人，幹紅灑到白襯衣上，靦腆地連連說“不好意思”。他被評價為“僑領界的老好人”，是溫州僑領的領頭人。這幾年，他的壹半以上的時間在溫州，做房地產，辦酒店。這家濱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資產。
和多數在場的僑領壹樣，馮定獻在國內過得很舒服。
壹方面，在國內的房地產等方面的投資如魚得水。再有，他還是溫州市的“榮譽市民”，是浙江省僑聯副主席。和身份在國內的企業家相比，他總是被政府“禮貌接待”，有壹定的話語權。
記者和馮定獻交談中，曹國榮湊上來，“我們這些僑領，政府很重視的。每年春節後都擺酒席款待我們。”
“你們是外國人。”記者開玩笑。
“是的。”曹國榮又舉起壹杯啤酒幹掉。
曹國榮的鄰座，壹位身穿白色西褲的中年人，顯得小資得多，壹直半杯半杯的紅酒喝著。他是美國溫州商會的會長陳永坤，是溫州企業家中“老大哥”級的人物，出國壹贰拾年，有了美國身份，也有壹半的時間居住在溫州，繼續做投資。溫州最高的世貿大樓就是他投資建造的。
轉到桌子對面，到了陳永坤的位置，問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著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國，外貿好做，這幾年不好做了。”
“相比國內呢？”記者問。
“房地產啊，投資啊，反倒是好做了。來，喝酒。”說著，陳永坤又是半杯紅酒入肚。
“生活呢？”記者接著問。
“我們全家都在美國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著空杯子，陳永坤覺得這個問題有點驚訝，回答也帶著些不屑，“當然在國外。”
生意在國內，家庭在國外，這是目前諸多溫州僑領們的選擇。即使拿個國籍，拿個綠卡，依然不放棄國內生意。對他們而言，國內的市場依然是壹個巨大的誘惑。
2009年，曾經被瘋炒起來的迪拜投資房地產，今年以來，相對安靜了。坐在記者身邊的陳志遠，相對沉默，每道新菜上來，他總是先吃光自己盤子的美味，然後再端起酒杯，邊聊邊喝。
陳志遠好幾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時正是迪拜房地產投資苗頭正旺的時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貿易公司，並做壹些房地產的代理服務。2009年，迪拜壹火，他成了當地接待溫州商人前去投資的“地主”。去年開始，他在國內的時間多起來，因為迪拜炒房熱降溫了。
周德文，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間，觥籌交錯，心情不錯。他被認為是“企業家們的精神領袖”，是比較敢說話的學者型活動家，企業家們的聚會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確說了“很多企業家心裡的話”。記者去過他的辦公室，每天人來人往，密密麻麻，平均贰拾分鍾接見壹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也總有企業家找他去訴苦，也有人和他討論移民的事情。周德文從不反對移民，他甚至還會建議他們移民。“對他們而言，可以繼續在國內發展，又多了個余地。腳踩兩只船，對企業家來說心裡會更踏實。主要是這個原因。”
周德文端起壹杯黃瓜汁，換換口味，“你看，今天來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國人了，但是依舊在國內發展。”
移民不移身，已經是壹種常態。
移走了什麼
人不走，移走的到底是什麼？
“要壹個身份嘍。”傅黎強對記者說。
傅黎強沒有去參加這場宴會。他是美國某城市的溫州商會名譽會長。在溫州有自己的房地產公司。最近，他忙得很。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他在國內的生意處處需要他。
和宴會上較早出國的溫州民營企業家相比，傅黎強算是比較晚出去的。“我移民就是想再生個孩子，國內不允許，就移民了。”
2006年，傅黎強在美國投資了壹幢商業中心，全家移民到美國。
他總是不苟言笑，說話很少。表情壹直秉著，偶爾笑壹下，立馬低下頭，或者拿過手機來擺弄轉移注意力。
他從書架上拿來壹張全家照，指給記者看，“瞧。這個小兒子，就是在美國出生的。國內不許生。”
換個身份，帶給富人們的便利，還有重要的壹點：財富轉移。這壹點，大家心知肚明，但又諱莫如深。
傅黎強已經花了幾千萬，放在國外的投資。
“你會把多大比例的財富放在國外？”記者問。
傅黎強從桌子上抬起頭來，笑了笑，沒有作答。
移民加拿大的曲德剛，在面對記者的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是先笑了笑。然後把主角換成“大多數人”才回答記者，“這麼說吧，如果國內不需要很多資金流動了，大部分投資移民的人還是會把資金放到國外的。壹來，家庭生活中心在那。贰來，安全穩定能更踏實，為何不放國外呢？”
據非營利組織“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稱，中國的非法資金轉移在全世界首屈壹指。2000年至2008年間，從中國流出的款項總額達到2.1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即使按照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平均計算，也可以達到人均1600美元。
曲德剛覺得，再大的數字也不驚奇。他把身邊移民的人分為叁類。
壹類是自己辛苦創業起來，現在在肆拾歲左右的壹幫人。“他們的家庭重心在國外，當然會存些錢在國外。”
壹類是資源性富起來的人，譬如礦主。“在加拿大，你要是看見壹幢價值千萬加幣的豪宅，門前蹲著兩頭石獅子，打聽壹下，壹定是礦主，煤老板們。他們錢多，有拾幾億也正常，這些人最害怕錢不安全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財產，能不存國外麼？”
還有壹類就是官員親屬移民。“這個更不用想了。灰色收入，能轉移早轉移。”
“你呢？”記者重復開始的問題。
曲德剛又笑了笑，不說話了。
“大把大把錢，有哪些渠道轉移？”記者接著問。
“中國對現金的控制還是不夠精細的，地下錢莊，洗錢的多得是，什麼辦法都有。最常見的辦法，移民成功後，你可以多報自己在國內的財產數額，慢慢轉移過去。作為原有資產在移民目的國還不用上稅。”
神秘低調的移民身份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曲德剛也不聊移民的事。他說，“90年代的時候，移民身份回國創業，可能還會享受壹些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等等，但是現在這幾年沒有了。所以，在國內做生意，這個身份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大家也就盡量不說了。”
曲德剛拿自己舉例，“我的生意，還有人脈都在國內，不能因為移民就不幹了。但是，又想拿個身份獲得諸多便利。”
曲德剛還不是站在商界金字塔尖的人，他的圈子裡對移民身份的態度是，“低調”。對於那些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而言，對此就更“低調”，甚至“忌諱”了。
壹方面，他們要繼續樹立在國內的威信。另壹方面，他們又必須面對移民被曬出來的事實。
所以，更多大老板們拿了綠卡，或者就換了身份，但會擁護國內，在國內做慈善。
曾經，轟動壹時的娃哈哈達能之爭，宗慶後打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旗幟。2008年6月初，美國加州壹位移民律師對媒體稱，宗慶後持有美國綠卡且有九個年頭。後來有媒體繼續報道出，宗慶後壹家妻小均已經移民美國，並拿到美國的社保卡，宗本人也手持美國綠卡。
這讓宗的形象很受影響，生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為此，宗慶後專門出面說明，自己已經放棄美國綠卡，並對媒體報道宗家移民美國否認。撥通宗慶後電話質疑，不待記者提完問題，宗即匆匆掛斷，不做任何回應。
沒移走的生意
移走了身份和財富，移不走的是生意。
“國內好賺錢。國外是去生活，說起投資賺大錢並不容易。”張偉光說。
張偉光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的，在國內壹直有自己的軟件公司。剛到加拿大那會，他想換個戰場，在加拿大“隱約覺得可以做點事情”。
“我想弄個軟件公司，借機會開發自己北京公司的產品在加拿大的市場。”後來，他真幹了。還在網站和報紙上做了產品宣傳，開始跑客戶。但是兩個月下來，沒有任何回饋信息。
他分析原因是，“加拿大地廣人稀，沒人買，市場小。”他甚至拿個玩笑寬慰自己，“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廉價地買下壹塊農場，但是，沒有人給你幹活，即使有人，高昂的勞動力成本也養不起。”
他也逐漸發現，“身邊人在國外真的投資做生意的，大多是小生意，投資大生意又賺錢的不多吧。”他的壹對朋友夫婦，在加拿大做外貿，每天負責把國內發來的貨轉到各個超市。也有朋友做外貿之類的，每年也都只是賺個壹贰拾萬加幣。
在加拿大投資創業失敗的張偉光，後來安靜了起來，“打打獵，釣釣魚，抓抓螃蟹，聚聚會。買個菜做個飯啥的，都快鍛煉成廚師水准了。”
不過，買房子還是賺錢的。“我2005年買的房子，算賺了。特別是2009年，去加拿大的華人多了，買房的也多了，漲了不少。”
“伍年漲了多少？”記者問。
“總共60%，差不多。”張偉光說完，接著補充，“當然不能和國內比了。”
2011年，張偉光在國內重新創業，做起了英語教育軟件。他相信，“中國市場大，沒問題。准備大幹壹場。”
重新開辟戰場，在國外投資賺大錢，如今，的確不是壹件容易的事。
溫州的傅黎強，為了移民就“賠了不少錢。”
2006年，傅黎強移民成功。他在當地投資買下了壹座商業中心寫字樓。最初，希望商業中心可以吸納更多國內的投資者到美國開店做生意。但是，回國招商，卻並不順利。
“可以停止不做了呀？”記者問。
“不行，這個項目壹停，我的投資就算沒有了，身份也就不保障了，要滿伍年呢。”
“賠多少了？”
“這個具體數字沒有，反正不少。但是，再賠，還是要做，身份得要。”對於傅黎強來說，好在，伍年的時間就要到了。
如今，他還是專心做著國內的房地產生意。
(文中人物傅黎強、曲德剛、張偉光均為化名)
我的移民
口述 王壹安 中國周刊記者 張友紅 整理
見到王壹安，是在濟南。在壹個伍星級酒店17層，他穿著拖鞋，右眼紅紅的，確切的說是包括整個大眼袋都紅紅的。這是前兩天喝酒的結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黃瓜片擦，最後幹脆昂著頭，把黃瓜片貼在眼袋部位。“涼點，會舒服壹些。”他說。
4月份，他剛剛入選了加拿大某市同鄉總會會長。該市去加拿大的同鄉人已經過萬，王壹安屬於“去得晚的”。
在國內，王壹安壹直是所在市的紅人。
1978年，高中畢業滿壹年，王壹安到農村當起了生產隊長，推廣雜交水稻，做出了成績，是個“好幹部”。
1982年，王壹安通過考試，錄取到了區裡，進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很快在區裡當上了副科長。官運還算順利。
1993年，下海。通過民間借貸，融資了1000萬元人民幣，買了壹塊地，開始搞房地產開發。
第贰年，就當選了該市第壹屆拾大明星青年企業家之壹。
在百度百科裡，數百字的介紹王壹安，都是壹個“好企業家”。捐款、名譽、職稱，壹項不落。
然而，就是這樣壹個人，卻說，“待不下去了。”王壹安這樣敘述他的移民經歷，以下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無奈的。我覺得自己壹向老老實實做生意，但是，國內很多事情沒人脈關系就說不明白道理。這點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國出差。接到公司裡的電話說，市裡檢察院抓了我們六個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稅漏稅和涉嫌關聯交易以及侵吞國有財產等罪狀。檢察院帶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覺得莫名其妙，趕緊飛回來。我是個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沒做違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說“要關多少天就讓他們關多少天!我們沒犯法!”
這六個人，被整得比較慘。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馬桶上跪了壹晚上，第贰天出來的時候，不會走路了。自那以後，哥哥對我意見很大，總覺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遠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壹個合伙人。這個合伙人是市稅務局的幹部，在90年代中期，稅務幹部兼職做企業在當地是比較普遍的。我們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最後分道揚鑣。他還欠我38萬元沒還。
我也開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錢。這個官司打了叁年。加上利息，對方償還總共53萬元。
但是，他也壹直在繼續寫匿名信。
後來，檢察院沒問出什麼結果來，刑偵隊又來了，出納抓去關了7天。會計被刑拘。出納是個年輕人，自己說被嚇死了，不敢再做了。出來後，立馬辭職了。
以後，我壹聽說要查我，第壹反應是，“查就查，可千萬別抓人啊！”
2000年，區裡稅務局也來了。收走了公司賬單。
有壹次我還被叫到了區稅務局辦公室。我記得清清楚楚，當時，領導問我，“你有什麼意見？”
我說，“沒有啊。”
“那你怎麼不來看看我們？”
我壹下就明白了，我沒給他們送好處嘛。但是，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當時看著他們吹著空調很舒服，我們公司還就只有我壹間辦公室有空調呢，就說，你們吹著空調過得那麼爽，怪不得查我賬。
這下就得罪了領導了，賬單也沒要回來。
過了幾個月，市裡稅務局又來了。繼續沒收賬單。局裡我有兩位朋友對我不錯，叫出來吃飯。
朋友開門見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開就是了，幹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現在就栽你們手上了。”
“你就補個壹兩萬，事情就算完了。”
“補什麼？那你給我開稅單，說明白我哪個沒交。”
說話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紀委的也來了。按程序走了壹遍，也沒查出什麼結果來。
從1997年到2002年的伍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懷疑，我壹定有問題！連我老婆都問我，“這麼多人查你，你壹定有問題。”我老婆是個很老實的好人，也在檢察院工作，害怕這個。後來我和老婆離婚了，也有這個壹點原因。
其實，按理說，稅上都容易犯點錯誤。稅務上想查哪個公司，壹般壹查壹個准。這個都是公開的秘密。但是我比較幸運，就是1997年開始查我的時候，其實我沒錢，手裡的錢全投進工程裡了，還沒開始收回。所以，也沒有那麼多所得稅需要交。1997年開始查我了，那我以後的稅肯定是老老實實的交了的。而且，我這個人，個人沒錢，錢都在公司賬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沒有個人所得稅。
我就是壹直想不明白吧，壹個壞人，寫我匿名信，怎麼有那麼大能量，後來知道，他在市裡的稅務局裡也是有人的。我們這個機構做事也費解，查了壹遍還查第贰遍，第叁遍。叁個月就應該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叁拾個月也沒有查出結果來，還是不罷休。
要不回來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覺得這個上海男人說到了我心裡。
周立波說，應該有個制度，就是事後舉報制度。商人在賄賂官員後可以事後舉報同時不受處罰。
這個點子太絕了。作為商人，誰都不願意把自己賺的錢大把大把拿出去給別人，是不得已才會賄賂。如果事後舉報，商人無罪，能檢舉出拿錢的官員。官員就會有顧忌了。這個辦法絕對適用。
現在就是監督不明。
幾天前，我在溫州和老朋友喝酒，還在抱怨我那塊地的事情。都要了拾年了。
拾年前，買下這塊地的時候，還是郊區，現在已經變成了城中黃金地段。壹共肆畝。當時我被說服和政府置換，政府要在這裡蓋安置房。但是，後來，地給了政府了，置換給我的地，壹直拖著，沒給。
拾年裡我和公司的員工跑去溝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個月都溝通，早些年溝通的越發頻繁。
沒辦法，我就把當年和我置換土地的政府部門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贏了，判決給我是：在沒有給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萬元賠償我。
如今，賠償金我都拿了好幾年了，地還是沒有。
為此，我們公司所有員工簽字寫了份萬言書，交到市紀委。還貼到網上去了。有703804個網友跟帖支持我們。我當時覺得，這夠轟動了，夠引起注意了。
紀委也的確受理了，讓我們去填了個表。只不過，接下來倆月，又沒聲音了。判決書拿在手裡，就是要不回地。
我還是市裡壹個有身份的人，還能和市裡領導說上話。這次回去，我見到了新換屆的市長，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長先表態：壹定給你！
“那就現在給吧。”我趕緊接著問。
市長笑笑，又笑笑，就是壹直笑，說，“以前他們那屆沒安置，我現在怎麼弄？再等等，再等等。”
現在，還等著呢。那塊地放到現在是值錢了。
“壹下子安全了”
這個期間，我壹直想著移民，公司經營基本就停滯了。特別是查我的那幾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麼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還有很多人是在國外做生意，然後慢慢拿到了綠卡。
後來，我就借出差的時間，去香港咨詢這事。
其實，我是中共黨員，上過柒年半黨校，修過哲學，我認為我們的綱領都是不錯的，壞就壞在壹些幹部很壞。譬如，稅務上壹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稅漏稅，然後就有理由找你。
這讓人很難辦。
2006年，移民的手續批下來。接到電話的那壹瞬間，心裡覺得，壹下子安全了。然後也沒多興奮，就這樣。
現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來了。每周末去打獵、釣魚。
有個事很感動我。有壹次，和朋友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車沒油了。正准備打電話給朋友來送油，伍分鍾內，警車出現了。我們被監控到了。再過伍分鍾加油的車來了。加油，不花錢。對方回答，“這是國家的油，我們不收錢。”我趕忙遞出200加幣小費，給他們。他們說，“我們是國家工作人員，不收小費。”我當時非常感動，和朋友說，“在加拿大捐錢，直接捐給政府就好了！”後來，我朋友把這個故事寫成帖子發到網上。帖子後面還附了壹張照片：我在中間，兩邊摟著兩名加油人員的合影。
我現在有兩對雙胞胎女兒，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個月獎勵我2000加幣。我壹開始有點受寵若驚。
當然，移民，讓我損失也很大。
之前我買下的總共1000畝地，沒機會開發了，都轉給了別人。自己開發的話，肯定賺大錢的。
自己還留下了幾個項目，想繼續賺錢。項目在中國做，還是比較好賺錢的。而且，又生了第贰對雙胞胎女兒後，我決定再多賺點錢。
這次到濟南，也是因為要處理壹個投資的事情。
在濟南的兩個項目，投資了壹個億。最後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權賣掉。
肆年沒管這裡的項目，我的壹個億的投資沒有了。第壹感覺就是：“又要上訴了！沒辦法。”但是，他們在當地有人，聽說我那個合伙人的親姐姐就在檢察院。沒辦法，沒人就不好辦事。所以，第壹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訴，後來，市刑偵隊出動了，還不錯，終於凍結了這部分即將被交易的買賣。但是，這個錢，我還是拿不到。
以後的生意，我會轉向投資，不涉及具體經營了。經營還是讓別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過，項目還會在中國投資，賺錢，還是大陸好賺。
有壹次，在壹家酒店大堂，我遇見了那個壹直舉報我的前合伙人。兩人看了看，都沒說話。各自走開了。我曾經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這個氣，是誰也不順。後來，想開了，我現在過得很快樂。
辦完濟南的事，我就飛加拿大了。那裡生活很好。
（文中王壹安為化名）
大腕的出走
中國周刊實習 陳俊宇 中國周刊特約記者 陶冶 綜合報道
在這個娛樂傳媒無孔不入的時代，壹個超級粉絲可以輕易掌握他鍾愛的大明星的壹舉壹動，除了換國籍的問題。
撲朔迷離的明星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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