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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12-19 | 來源: 人民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37年12月13日，當日軍的太陽旗在南京的城頭上飄起，壹個關於人類的殘酷記憶就此開始。隨著屠刀、獸行壹起而來的還有掩人耳目的欺騙、故作姿態的狡辯與不知羞恥的誣蔑。當年，日軍壹邊制造南京人間地獄，壹邊用新聞報道、招貼畫、宣傳照片等各種方式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和中國人民的救世主，宣稱自己是中國人絕無僅有的真誠朋友。
在南京，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或國際紅拾字委員會南京分會成員的20多位西方人士，他們本著人道主義和良知，奮力救助中國難民，同時以電報、書信、日記等形式作了大量的記錄，盡力向外界傳達日軍暴行，也對日軍在南京的謊言宣傳毫不猶豫地給以記錄和揭露。
粉飾太平的新聞報道
1937年日軍占領南京後，其媒體就竭力宣傳南京恢復秩序與安寧。在西方人士日記、書信中提到最多的是日本特務機關在上海辦的《新申報》。日軍占領南京期間，《新申報》成為粉飾太平的主要宣傳工具，自然也成為當時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毫不留情揭露的對象。
12月27日的《新申報》曾發表壹則日軍“關照”中國傷員的報道。拉貝先生在日記中全文記錄了這則報道。報道稱：“目前，日本醫生在為這些中國士兵治療，他們因此而很感激日本軍隊。壹個中國士兵腿部中彈受傷，為他治療的醫生壽谷大夫問及他身體情況和是否有興趣繼續當兵時，他回答說：不，但是如果我必須繼續當兵的話，我願意為日本而戰。”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拉貝先生在1938年1月25日的日記中記錄：“我們的紅拾字會主席約翰 馬吉牧師帶來了壹位中國女護士的報告。她來自設在外交部的紅拾字醫院（專門收容傷兵），那裡禁止我們外國人進入，只有護理人員偶爾獲得准許可外出購買東西。他們就利用這機會找到我們，向我們報告。她報告說，傷兵每日定量只有叁小碗稀飯，有個中國傷兵抱怨他吃不飽而遭到壹頓毒打，之後他還問日本人：‘你們之所以打我，是不是因為我餓了？’日本人便把他帶到院子裡，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護士們從窗戶裡看到了院子中這壹處決的情景。”
美國牧師馬吉在日記中寫道：“我認為優待這些傷員是為了宣傳而故意做出來的，這樣可以抵消當時盛行的難以啟齒的凶殘。”
1月8日，《新申報》發表了壹篇標題為《日本部隊安撫中國難民，南京出現令人欣慰的和諧氣氛》的報道。文章寫道：“擺脫了艱難和死神的難民群眾由於日本士兵的高尚行為得到了安撫……在日本部隊占領該城之前，他們飽受了中國抗日軍隊壓迫的苦難。……令他們走運的是皇軍進入該市後，放下手中軍刀，伸出援助的雙手，以便治愈這些最窮苦人的傷口和痛苦。……這裡的人們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與勞動的快樂。”
目睹南京人間地獄的現實，再看到這樣極端無恥的報道，有良知的人們憤怒至極。拉貝先生在1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下面收入了刊登在日本人在上海辦的《新申報》上的壹篇關於這裡情況的文章譯文，它再壹次表明報紙特別是日本報紙什麼胡言亂語都會有。這篇文章是壹個徹頭徹尾、荒謬絕倫的無恥謊言，其造謠手段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主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救濟的魏特琳在1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新出版的《新申報》在1月8日有壹篇題為《日本溫和撫慰難民，南京城裡氣氛和諧》的文章，文章有25句話，其中4句是真話，即關於太陽的壹句、鼓樓的壹句、有關憲兵的壹句和日本國旗位置的壹句；有壹句話壹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還有壹句我無法確定。”在魏特琳的另壹篇日記裡，她寫道：“偶爾我能收到從上海來的《新申報》，看來這份雜志有個日本編輯，或者是有個極好的中國傀儡編輯。”
費吳生的日記中也提到標題是《日軍撫慰災民，南京城壹片祥和的氣氛》的文章。他將文章中美化日軍的描寫稱為“令人作嘔的文字”，對文章稱南京城裡每個人都能呼吸到安寧生活、愉快工作的空氣這種大言不慚的說謊方式表示：“這看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我能保證這是千真萬確的。”
各種宣傳品貼滿南京城
日軍占領南京後不久，各種顯示日軍友善的宣傳畫、海報與布告就開始貼在余燼未熄的城市中。隨著日軍占領時間的增加，這樣的宣傳品貼滿全城。當然，內容只有壹個，日軍是怎樣友善地對待災民，“南京城壹片祥和的氣氛”。
魏特琳在日記中詳細記述了這樣壹幅招貼畫：畫面上是兩個日本士兵和壹位中國農民，壹位婦女和幾個孩子。圖畫中，日本士兵顯得非常友好和善，這幾位中國人對他們的恩惠感激不盡。畫上的文字暗示人們應該回家，壹切都會好起來的。費吳生在日記中則描寫了另壹幅招貼畫，上面畫了壹名微笑的中國婦女和她的兒子跪在壹個日本士兵跟前，這個士兵正遞給他們壹塊面包。當這些被細致描述的招貼畫內容，出現在西方人士記錄著日軍各種暴行的日記和書信中，日軍這種紙面的謊言與欺騙就顯得如此可笑和可憎。
對於日方公布的那些日軍“關愛”中國百姓，中國人民“擁護”日軍之類的照片、影像資料背後的隱情，也可在壹些西方人士的日記中覓到蹤跡。
魏特琳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記中提到：“我們接到通知，婦女登記繼續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進行，男子登記則在金陵大學進行。……幾個日本記者來拍照，他們要求婦女們面帶笑容，顯出高興的樣子，她們盡力而為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史邁士則直接寫道：“我們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聞宣傳！在他們濫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聞小組在城裡演出日本士兵給小孩發糖和壹個日本軍醫給20名孩子檢查身體的鬧劇，但此舉動在照相機不存在時怎麼沒有重復呢！”
費吳生在1938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記述：“下午我訪問日本使館時，他們正在指示60個中國人怎樣慶祝元旦，其中大多是我們難民營的管理員。伍色旗（南京偽政府的國旗）取代國民政府旗幟，要趕制1000幅伍色旗和1000幅日本國旗以慶賀新年。超過千人規模的難民營必須派20人出席，較小的難民營出10人。元旦凌晨1時，鼓樓將升起伍色旗，那裡將有適當的演說與音樂（按節目單進行）——自然，將拍攝快樂的人群揮舞旗幟歡迎新政府的電影。與此同時，城市仍在繼續焚燒，叁個拾贰叁歲的女孩被強奸或被搶走。”
自導自演的歌舞升平
為了展示日軍與在南京的國際人士友好相處的場面，1938年2月8日下午，日本大使館舉辦了壹場音樂會，大約20名分別代表德國、英國和美國的西方人士受邀出席了音樂會。關於這場音樂會，好幾位西方人士留下了文字。
威爾遜醫生在信中寫道：“為了顯示這裡社會生活的恢復，今天下午全體外籍人士受到邀請，到日本大使館去參加壹個由東京軍事學院軍樂團演奏的音樂會。我們中大多數人都出席了這個音樂會。音樂會還不算壞……六名藝伎奉茶，現場還有壹些讀賣新聞社的人員照了許多相。每壹次他們想給某個人留影，他們就會讓壹個藝伎斜倚在他身側，隨即按下快門。所以如果你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照片，不要奇怪。”金陵大學的貝德士在1938年2月13日致妻子信中寫道：“這裡有壹個軍樂團的音樂會，用於拍攝壹部精心准備的新聞紀錄片，向我們展示日本軍官和藝伎——在南京的友好國際關系。”
音樂會也許很“精彩”，但日方的目的昭然若揭，這樣精心准備的音樂會給受邀者帶來的不過是無以名狀的痛苦。魏特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拉貝和斯邁思來帶我去參加在日本大使館舉行的吹奏音樂會。我們無心聽音樂，但覺得應該去。20人的樂隊在指揮的安排下演奏了很好的節目，但我無法沉湎於音樂之中。當他們演奏序曲《輕騎兵進行曲》時，我的思緒卻離不開12月14日路過我們大門口的隊伍——那群手被綁著，在日軍騎兵押解下行進的壹百多位平民，這群人壹去不復返了。當他們自豪地演奏《我們的軍隊》時，被摧殘的城市、荒蕪的鄉村、遭強奸的婦女和小姑娘壹壹展現在我的眼前。我覺得並沒有聽到音樂……日本大使館的官員想幫我們忘掉那壹幕……”（翟亞柳 本文原載於《黨史博覽》，原標題為“西方人士眼中的日軍在南京的謊言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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