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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01-18 | 來源: Edwin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毛澤東 | 字體: 小 中 大
毛澤東講話時，歷來不喜歡別人做筆記，更不喜歡錄音。20世紀伍六拾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後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肆人幫”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並且把“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成為強加在楊尚昆頭上的壹大罪狀，還在全國范圍內株連了壹大批幹部。
毛澤東與楊尚昆
20世紀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央辦公廳的壹些老同志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
“秘密錄音”問題真相
楊尚昆說：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柒屆肆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准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壹部分。
毛澤東講話歷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贰拾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伍拾年代初，有壹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後不管開什麼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壹下吧。我和胡喬木也只是簡要地記壹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壹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麼，就把我們手裡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麼，以後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拾大關系》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志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為了吸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准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壹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准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壹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壹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壹個手表，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表”戴在翻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壹根線接著他懷裡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壹次錄音鋼絲。很快，壹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裡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著。這是壹次“秘密錄音”，壹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他在外地的壹些重要講話，或同壹些地方的負責人的重要談話以及同壹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壹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准，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系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人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拾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等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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