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NEWSDATE: 2014-02-28 | News by: 人民网 | 有1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一、不能不说的话
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为难产不幸猝死，引发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名上诉，自发组织请愿团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进。
1978年12月28日，请愿团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因为重重受阻，代表们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羊角凹集体卧轨，他们手挽着手、沉默坚决地坚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风潮前11年零4个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长沙知青早他们十几年就一一做过了。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95%，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骊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在我们白水公社拍摄的。他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知青有千多人，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带有“原罪”的单纯少年，他们特别看重“革命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烧死的两名女知青就是住在猪栏屋搭建的阁楼上，楼下储备着饲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葆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