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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5-17 | 來源: 《學園》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當2008年2月20日浩然溘然長逝之時，人們發現對於浩然的評價卻非“蓋棺定論”這樣簡單。有人譏之為江青的“面首”，有相反的“人民作家永垂不朽，浩然千古”的網絡熱捧，也有“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春風得意，他也曾亢奮，也曾受寵若驚，多年以後，人們說，他是個農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惡，總的來說是個‘好人’”這樣中性的評價。
中國人講究“蓋棺定論”，即人死了之後才能給壹個明確合適的評價----立碑刻字就是這壹理念的具體體現。當2008年2月20日浩然溘然長逝之時，人們發現對於浩然的評價卻非“蓋棺定論”這樣簡單。有人譏之為江青的“面首”，有相反的“人民作家永垂不朽，浩然千古”的網絡熱捧，也有“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春風得意，他也曾亢奮，也曾受寵若驚，多年以後，人們說，他是個農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惡，總的來說是個‘好人’”這樣中性的評價。爭論是必然的。浩然已不是他自己了，浩然已不僅僅是壹個人的名字，而是壹段歷史時期的文化標志的代名詞。也就是說，“浩然”這壹詞匯已經發生了分裂，其“能指”與“所指”已經斷裂。我們拋開浩然本人的不可承受之輕從而發現這壹現象的文化意義，即其中的農民意識。本文從考察浩然的生平事跡和他的時代給他的影響、浩然的創造和“贰拾柒年文學”以及浩然的農民意識和意義幾個方面著手，呈現浩然的“文革”敘事特色。
壹 浩然，其人其事
浩然（1932～2008 年），原名梁金廣。1932年生於河北省開灤趙各莊的浩然，生長於礦區的大糞場子，出門就是攤曬或堆積的大糞幹兒，彌漫的熏人臭氣，也許這些從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浩然自幼父母雙亡，僅僅念過叁年小學、半年私塾，是個地道的農民。但是，他不甘於在小山村蝸居，是當時的時勢使他走出鄉村，成為壹名革命幹部，進而轉入文學的殿堂。循著這條道路，1954年起，浩然先後任《河北日報》記者、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紅旗》雜志編輯。1964年調到北京市文聯，後任作協北京協會主席。其文學作品有1956 年的《喜鵲登枝》，1965 年出版的代表作長篇小說《艷陽天》，1972年出版的《金光大道》，1974年宣揚“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兒女》和《百花川》，“文革”後有長篇小說《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蒼生》，自傳體長篇小說《樂土》、《活泉》、《圓夢》叁部。“知人論世”是我們的文學傳統，正如《孟子·萬章下》所說：“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是尚友也。”每個人的創作活動都離不開他的那個時代，作家的創作個性會顯現那個時代的訊息，甚至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物。正如魯迅所說，在階級社會裡，要做超階級的作家是不可能的，“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壹樣”。瞿秋白也指出文藝的階級性：“事實上，著作家和批評家，有意的無意的反映著某壹階級的生活，因此，也就贊助著某壹階級的斗爭。”浩然即是如此。尤其是浩然創作的鼎盛時期（1949～1976年），“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標准第壹”等文藝觀念，是那時作家不贰的信條。浩然的自我要求就是：“我要努力往高攀登，堅決做壹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又紅又專的文藝戰士！”浩然他自覺地與時代主旋律合拍，造就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浩然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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