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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8-26 | 来源: 戴晴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煳煳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30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一〕我的生父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证实。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１９４１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章这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骨干”。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牺牲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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