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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1-08 | 来源: 一青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周恩来与贺龙自1927年南昌起义初识，到贺龙去世，有着长达42年的友谊。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久贺龙即被打倒，官方称林彪和康生诬陷贺龙准备推动“二月兵变”，企图推翻毛泽东，贺龙因此遭红卫兵批斗，受到严重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逝。“九一三事件”后贺龙得到名义上的平反，周恩来在追悼会上罕见失态，对贺龙骨灰连鞠七个躬，不由得让人感到十分蹊跷，作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分析指出周恩来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他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1961年3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普陀山合影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后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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