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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7-21 | 來源: 英國《金融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乍看之下，最近幾周給上海和深圳股市造成混亂的巨大泡沫似乎是中國特有的。畢竟，政府對泡沫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無疑希望借著股價飆升來以極低的成本重組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
然而，自近期股市暴跌以來，中國政府在救市中面臨的困難表明，中國的威權、幹預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式也有局限性。泡沫就是泡沫，不管在哪裡都是壹樣。事實證明，在中國馴服資本主義野獸和在西方壹樣棘手。
1978年，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始推行資本主義制度，並在巨大的規模上展示了這壹制度的壹個基本事實。中國擁有讓民眾擺脫貧困的非凡能力，但這種能力並非沒有代價。這種代價不只是資本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無情壓榨工人的傾向；也不只是創造性破壞的嚴酷，或者資本主義制度從工業革命直至2008年金融大危機期間周而復始的動蕩周期；同樣也不只是最近幾拾年伴隨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加劇----尤其是在講英語國家和中國。
更為根本的是合法性問題，這涉及金錢動機（換言之是貪婪）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據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是這樣壹種令人吃驚的信仰，即最卑鄙的人的最卑鄙的動機不知怎地就會追求最美好的結果。”
這種對金錢的道德品質的擔憂，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圖(Plato)和亞裡士多德(Aristotle)。在《法律篇》(Laws)壹書中，柏拉圖筆下作為他自己代言人的雅典人指責，商業“在人的靈魂中培養欺騙和狡詐的伎倆”。亞裡士多德也對貿易不滿，他認為貿易不僅卑鄙，而且容易破壞公民承諾。然後是耶穌表示沒有時間留給富人，而聖保羅則說，貪財是萬惡之源。
商人和商業本身壹樣受人非議。從古到今，小說家和劇作家都在無情地嘲諷暴發戶商人的粗俗和自命不凡，最好的例子是彼得羅紐斯(Petronius)的《薩迪利空》(Satyricon)中，特裡馬喬(Trimalchio)的宴會上那些令人生厭的賓客，以及莫裡哀(Molière)筆下的茹爾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茹爾丹先生高興地發現，自己壹生都在說散文。
巴爾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佐拉(Zola)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等19世紀的小說家，都擅長刻畫商人的小氣和無賴。現代很少有作家在小說或詩歌中宣揚財富創造帶來的社會益處----艾恩?蘭德(Ayn Rand)是個引人注目的例外。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歷史上許多時期，政治和社會架構中都存在既定的反商業情緒，這有助於解釋為何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文化中，資本主義的植入都如此令人不愉快。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價值觀----經由13世紀的哲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傳承----在歐洲存活並延續至封建時代。當時，權力和財富來自土地----貴族們看不起商業。只有軍隊、地產管理和教堂這些職業才適合貴族。他們沒有時間培養節儉和創業的資本主義美德。
在亞洲許多國家同樣如此。中國早期的儒家學者提出“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最高的是有學問的士，接下來是農民，然後是手工業者，最底層的是低賤的商人和貿易者。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許多個世紀裡，日本封建社會存在著類似的社會等級結構，從上至下是武士、農民、手工業者，最後是商人，後者充其量被視為“必要的惡”。
為什麼商業和金融遭受如此多的罵名？經濟背景提供了部分答案。幾個世紀以來，人均收入只有很小、或者沒有增長。沒有增長，貿易似乎就是壹個零和游戲，某個人賺錢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另壹個人虧錢。貿易的道德基礎因此看起來令人難以信服。
這種偏見首先在伊斯蘭世界開始消退，那裡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ohammed)支持貿易，不過他反對金融。在中國，在公元10世紀至17世紀之間的宋朝和明朝期間，商業逐步發展，士農工商之間的界限開始松動，富裕的商人被吸收進地主士紳階層，盡管中國的官僚制度仍然有力地阻礙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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