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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8-01 | 來源: 高華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毛澤東 | 字體: 小 中 大
如果說在毛澤東與王明的斗爭中，劉少奇最早站在毛的壹邊。是因為劉少奇在壹系列重大問題上的觀點與毛壹致，毛、劉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盟的關系，那麼，康生與毛澤東的關系則完全是另壹種性質。康生是因其望風轉舵，出賣王明，和竭力撮和毛與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擁有的蘇聯“格伯烏”經驗，而得到毛的特別信任和重用，繼而成為毛手中的壹把利劍。本文轉載自《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作者高華。
1937年11月，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留影
毛澤東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由於康生與王明曾有過的密切關系。甫抵延安的康生，並沒有立即贏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遠至親密，大約經歷了半年的時間。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壹同領導了上海叁次武裝起義。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到上海後，康生曾在中央組織部，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屆肆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
早在叁拾年代初，康生作為中共“肅反專家”就聲名顯赫。1931年4月，顧順章事件發生後，中央特科的工作機構進行了重新改組。9月，留滬的部分負責幹部組成了有康生參加的六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從此就改由陳雲、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
指定康生參與領導中央特科，與他在上海叁次武裝起義期間曾經負責過工人“打狗隊”有關。1932年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後，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負責人。
從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離滬赴蘇，康生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斗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取“紅色恐怖”之意）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壹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紅隊”成員有王世英、項與年（八拾年代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之父）、鄺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後，在伍拾至六拾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長，李士英曾先後擔任過上海公安局局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和江蘇省副省長等職。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蘇聯居留肆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歷行“肅托”，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熏陶的“專業人士”。在1935年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柒大上，康生被任命為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經歷表明，他和毛澤東沒有任何工作和歷史關系。因此，當康生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在壹段時間裡，和康生只是維持看壹般的工作關系，毛辯言鑒貌，仔細觀察康生的表現。在“拾贰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與王明、陳雲壹同進入了中央書記處，由此參與了核心決策，但是康生長期脫離國內斗爭，不可能在書記處內擁有較多的發言權，他的具體工作則在中央職工委員會和“敵區工作委員會”。毛知道康生是黨內老牌的情報和肅反專家，有意發揮其專長，但是，毛又讓康生兼任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壹職，在幾乎沒有產業工人的陝甘寧邊區，此職無疑只是壹個虛銜。此時，毛澤東對康生還不知虛實，只能用這壹實壹虛的方法試探、等待康生。
時年叁拾九歲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壹段日子裡，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後台，其地位無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還沿著在莫斯科時緊跟王明的慣性，在延安繼續吹捧王明。據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回憶，當康生陪同王明給設在棗園的敵區幹部訓練班受訓的幹部作報告時，康生“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上。’”司馬璐回憶的這段史實，當發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為王明在1937年12月離延安赴武漢後，只是在這個時間因出席“叁月政治局會議”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贰次回延安時，黨內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康生絕不會再呼喊“王明同志萬歲”。-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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