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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10-20 | 来源: 惠风博客 | 有1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毛泽东 | 字体: 小 中 大
1949年8月18日，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向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呈递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上，他写道：“敬启者，社会学系下学年学程几经系中师生商讨，历时四月，获有成效，兹送上一份，请准备案试行……”收到报告后，叶企孙将其转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呈上这份特殊的报告，潘光旦自有其深意。
两个月前，曾经做过潘光旦的学生、时任清华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当前大学种种问题》，提出“大学的改造”问题。文章一开始就说：“当前各大学需要改造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已迈入一个新的建设阶段；在这阶段中，大学担负起来了新的任务，为了完成这新任务，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了。”
可是要怎么改造？面对开天辟地一般的变化，没有前车之鉴。不止潘光旦、费孝通，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教授们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所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交出满意的答卷，难度可想而知。
潘光旦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带领清华社会学系的师生，用四个月的时间拟出新的课程设置，期待这些改动能符合新社会的要求。
9月27日，华北高教会对潘光旦的报告做出了批复，其中对必修课的批示有如下一些：“社会学原理”可归并在“各派社会学说批判”中讲；“西洋社会学说派别”可改为“各派社会学说批判”（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取消；“土地制度”可改为“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等。
潘光旦之女，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潘乃穆，在回忆父亲时曾表示，批复内容“至关重要，已经预示了社会学学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的命运”。她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以曲求全
中国社会学由于一直受英美教会大学的资助，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1949年之前，有22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10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8所。1950年年底前，包括燕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社会学系，已经因为与美国教会的密切联系而被取消。
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知道，要想保住清华社会学系，必须改造，而且这种改造要主动，越早越好。1950年3月7日，费孝通写了《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该文的前提是社会学系继续存在，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取消不取消，而是怎样改造。
8月，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以华北高教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根据，为社会学系的任务明确定位，即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这标志着社会学系的继续存在已不成问题，有关“取消”的猜疑可以消除了。
在第一波清扫后，清华社会学系“幸运地”得以留存。
对此，费孝通感到鼓舞，他为保住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地位所做的第一次努力，看来是有效的。后来，他在“文革”期间写的《初步检查》就提到：“1949年，高等院校将进行局部调整的风声一传出来，我就表示反对。……制造反调整的舆论，公开向党较量。……结果使高等院校调整的政策延迟了两年。”-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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