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NEWSDATE: 2016-05-28 | News by: 丁咚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
这是一个民意撕裂的时代。
任何事都有可能成为被争议的对象。
一个人死了，人们总会习惯性地对他（她）进行一番盖棺论定式的评价。
对普通人，评价者多是亲朋故旧，街坊邻居；对公众人物，大众皆可评价，甚至被国际舆论所关注。
学者、作家、艺术家、诗人，有些产生了公众影响，那他（她）就是公众人物；有些只在本领域耕耘，影响从未外延，它就是个普通人。
杨绛先生的读者自发怀念(图源：VCG)
在互联网还没出现的时候，人们顶多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亡者；互联网诞生后，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拥有更便捷的技术手段与方式，议论世事，当一个人（一般来说是公众人物，即产生公众影响的政客、学者、作家或其他人）故去，通过新媒体平台（如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消费”他们，似乎成为一个很流行很普及的现象。
在所有评价的内容中，亡者所从事的工作（事业）和他（她）在这份工作（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或过失，有些甚至涉及到罪恶，及个人道德品质，会成为主要关注者。过去，中国人经常把“道德文章”四个字挂在嘴上，对亡者的评价聚焦于两个方面，亦在情理之中。
杨绛死了，活了105岁，可谓人瑞级了。还不止如此，她还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她一死，立即成为公众集体“消费”的对象。
好事者把“消费者”分成四个类型。一是抒情派，对杨绛之死感到意外，纷纷致悼抒发各种情，仿佛自己跟杨绛有什么深情厚谊；一是揭发派，叙述杨绛和她的夫君钱钟书历史上种种卑劣的表现；一是死者为大派，指责有人消费亡人，有违做人的基本礼仪，待丧期过后再行评价也不迟；一是底线派，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方法和局限，只要他（她）遵循真我和不侵害他人的底线，不必对之苛求。
关于第二和第四点，批评人士最容易调动起公众的小宇宙、小情绪。经过最初的“泛滥”的抒情后，很快就有反思的文本出现在各种社交网络中，其中主要的是杨绛和她的丈夫钱钟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佳表现，有些甚至越过了底线。对最后一点，有人认为杨绛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声望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鞭挞丑恶，扞卫良知，顶多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配享有崇高的声誉，受人膜拜。
尽管中国人爱把“道德文章”并提，而且似乎尤重前者，但事实上自古以来，如非大奸巨恶，对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政治人物或文人学士，人们一般会忽略其道德部分，将之视为“小节”，其主要功绩或成就成为受万世景仰的因素。有些道德恶癖甚至成为“佳话”。举例而言，秦桧因勾结异族，弄权误国，属于大奸巨恶，受到后世唾弃。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有杀兄逼父之过，却仍被称颂为“明君”。李白放荡不羁，柳永流连花街，不仅未受到道德鞭挞，反而成为烘托其巨大“文名”的“韵事”。说起来，后两个人都算得上当时的名人，影响不可谓不大，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没有对他们求全责备，而是“抓大放小”，其风流文章绵延不绝。
西方亦然，千载而下，人们只记住了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卢梭等等星光闪耀的名字，就近而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因“莱温斯基事件”弄得沸沸扬扬，舆论滔滔，但今人念念不忘的是在他任上美国经济摆脱低估重新较快发展轨道，直到最近其夫人希拉里在参与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仍然想利用其夫君在经济上的成就为自己“加分”，提出如果她当选总统，将由克林顿负责经济。-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